徐州
徐州的血管里,一半是铁,一半是沙……
来源:无线徐州  2018-07-09  

提起徐州,我们今天最引以自豪的运输方式莫过于铁路。沟通祖国东西,连接京沪两地的铁路动脉在这里画出了“十”字交叉,未来徐州还要打造“米”字型高铁枢纽。说徐州的血管里有一半是轰鸣的铁路,大抵并不为过。

但是,“船”这个富有诗意的符号,对今天的徐州人却有些陌生了。

倒不是说徐州真的没有船。京杭运河徐州港的年吞吐能力接近1亿吨,如果用世界上最大的货轮来装载,排列起来的总长可达80多公里,足以绕徐州三环路一圈半。

但是,大运河与黄河两水一脉,无数漕船排着队经过徐州城下的景象早已不见。那是大运河无比辉煌的一段历史,更是徐州人与水患黄沙抗争的记忆,我们不应该忘却。

徐州不仅有通航能力强大的现存运河,还拥有独特的“黄河+运河”两位一体河道遗存,更有着数百年坚韧不拔治黄保运的历史情怀。从不忘历史的初心来说,从文化保护的自觉来说,从徐州作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的成就来说,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徐州的血管里不仅有一半的铁,还有另一半运河/黄河水带来的滚滚泥沙。

“扭腰”大咖——黄河与运河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一场“河流扭腰舞”大赛,黄河自称第二,绝对没有其他河流敢称第一。据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开始,黄河决口近1600次,较大的改道达26次,其下游在华北、华东疯狂摇摆,可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而黄河的这份“任性”,也深深地改变了徐州人的命运。

在黄河来到徐州之前,古汴水与古泗水在徐州城东北角交汇,形成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重要水运枢纽。刘邦曾在这里担任“泗水亭长”,孔子曾带着弟子在这里游历,这些都是发生在汴、泗两条河边的故事。

徐州“汴泗交汇”碑,立于坝子街桥西北角

这里顺带一提,苏轼在徐州做官期间所治理的洪水,正是“沿着泗水河道袭来的黄河水”,这时候的黄河只是偶尔过来“串个门”,就已经让徐州百姓焦头烂额。苏轼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当时的场景: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

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眼看着清清泗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哎呀这可要了亲命了,黄河又双叒决口了!夜里听着水声哗哗地响,一早起来已经是大浪滔天,水里都能游鲲了!”

这次水患发生在公元1077年,偶然来袭的黄河水已经让徐州“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而在一百年后,黄河真的来了。

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故堤决口后一路南下,夺取泗水河道汹涌至徐州城下,并一路南下占据了淮河的下游入海,这就是著名的“夺淮入海”。从此直到1855年再次改道从山东东营入海,黄河在彭城脚下肆虐了660多年,也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穿城而过的故黄河,也曾经是运河的河道。

在这660多年里,徐州的北面被黄河“憋”出了一个微山湖,南面则被黄河“憋”出了一个洪泽湖,中间还有一个“憋”出来的骆马湖。面对如此“易堵难疏”的黄河,徐州人居然用它作为航道,承担大运河的漕运任务长达数百年,这是怎么做到的?

借黄行运 | 以黄济运

黄河畔的铜牛不说话,但它什么都记得

元明清三代,黄河从徐州经过。对徐州人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黄河就是运河,运河就是黄河,这就是历史上的“借黄行运”。对于这条河,我们的心态是矛盾的:怕它水太多,又怕它水太少。

怕它水太多,这很容易理解。来看明清两代的黄河水患记录:

从明朝洪武元年(1368)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山东,徐州境内共发生黄河水患108次。其中明朝276年间,徐州共发生水灾48次,平均不到6年就发生一次;清朝顺治元年(1644)至咸丰(1855)年间,徐州境内共发生黄河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就发生一次。

明代的徐州城,因黄河泛滥,如今已被深埋地下

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河/运河这“一套河床,两块牌子”的配置,在徐州造成的水患不仅仅是天灾,也有人为的成分在里面。这就涉及徐州人面对运河的另一重心态:怕它水太少。

明清统治者为了保证南北漕运的贯通,让江南财米源源不断供应京畿,采取了很多人为手段来限定黄河的走向,在黄河北岸不断加高堤坝,迫使黄河经徐州向南由淮入海,保证运河水源。这就是历史上的“以黄济运”。

天下大川,以细流为支,以大江大河为干,这是常理。而中国人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硬是在徐州这个地方,把黄河改造成了运河的“支流”,这是何等壮举!

而为了运河的通畅,一代又一代徐州人在这里,如同推石头的希绪弗斯一样,循环往复地践行着自己的宿命——治水。仅明清两代,徐州就有潘季训、靳辅、朱衡、李化龙、盛应期、潘希曾、费瑄、郭升、梅守相、张镜心、王绍元、张志周、茅国缙等治水名人,甚至还有刘东星、庄亨阳等治水殉职的典范。

徐州人治水治出了心病。按照中国“五行相克”的理论,土能克水,而牛在五行中属土,所以早在明嘉靖年间,徐州就曾铸铁牛以镇水;清康熙年间,又铸了一头新的铁牛。两版“镇河铁牛”都已佚失,建国后,共青团徐州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义务劳动,筹集资金重铸了铁牛,还是安放在故黄河边,静静看着这条曾经的运河,记着徐州人在这里抛洒的汗水,记着那数百年的帆影船歌。

文化中的运河

它改变了徐州的神话谱系

在前运河时代,汴泗交流的徐州就有水险湍急的名声。《水经注》记载,这里有“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的壮景。进入“借黄行运”的时代,水患尤其肆虐,行船尤其艰险,运河畔的徐州文化也由此体现出很多与水相关的特质。

宋末元初的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洪关尉庙碑记》中记载:“舟行至此,百篙枝柱,负缆之夫流汗至地,进以尺寸数,其难也乃几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假助于神明。”

元代官员傅汝砺在《徐州洪神庙碑记》描述:“凡至洪下者,必舣舟弭楫,股睥不敢发。莫不割牲酾酒,恭谒庙貌,睢盱亻真伺以听神命,吉凶逆丛,昭答如响。少有凭忽,舟上下失势,沦溺者往往有之。”

今日运河上的风平浪静,在古代可遇而不可求

可以看出,途经徐州的船家,多要毕恭毕敬祭祀水神,以求平安。那么徐州的“水神”又是谁呢?除了传统的龙王、水母、妈祖等神明之外,徐州还有着一些特殊的水神信仰。

关羽在中国文化中被尊为“武圣”,又是著名的财神,也是很多行业的祖师爷,到了徐州,他被奉为“水神”;尉迟恭,唐朝的开国名将,是中国传统的“门神”,到了徐州,也被奉为“水神”。上文提到的《吕梁洪关尉庙碑记》,就是为供奉这两位水神,因为“相传二公治水吕梁”,都曾在徐州立下治水的功绩。

关羽、尉迟恭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徐州的关帝庙(武庙)也和别处不同。运河流经的沛县、邳州等地,都有多处武庙建在水边或是堤上。

还有运河流域常见的“金龙四大王”,据民国《铜山县志》记载,仅在铜山县境内就有三座金龙四大王庙,“一在北门外堤上,一在河东岸,一在房村”。

金龙四大王是一个人(神),在家排行老四

近年来,对大运河文化的再发现、再认识、再保护、再开发引起了广泛的重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今年6月,江苏省委举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确立了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并提出要在文化遗存保护、文化价值弘扬、生态保护修复、沿线环境建设四个具体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近日,我市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徐州段保护传承利用规划讨论会,就如何保护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传承好大运河文化、科学合理地利用大运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进行了讨论。会议指出,徐州作为大运河江苏段的最北端,线路长、遗产多,要确立徐州段的建设定位和内涵意义,在运河遗产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文化展示传承等方面创造特色、走在前列;要对大运河的文化、历史进行梳理,加强整体规划,实现优秀文化、优良生态和优美环境的有机统一,创造性、高质量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徐州段的建设。

【感谢矿大运河研究院(筹)胡其伟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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