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立场、原则及其治理体系构建
2018-10-26    作者:谢光前 李道国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仅是追根溯源的宏大历史叙事,更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艰巨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大运河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是基于坚定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战略布局。大运河是与国家历史共命运的文化载体,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其浩大的、复杂的、活态的特质是其他任何世界遗产所不能比拟的,它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战略构想是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的重大举措,需要统筹保护、传承、利用三者的关系,显然,这并非用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而是需要时间、资源、耐心和智慧。为此,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首先必须明确文化带建设的立场与原则,进而从治理体系的严密设计入手考量,激发知识、技术、劳动、管理、资本等的活力,使大运河文化在社会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中源泉涌流,再现辉煌。大运河是中国智慧处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依然可资借鉴的治理之道。在当代,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大运河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出发点,也是“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基础和题中要义。

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立场与原则

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同时期开凿或疏浚大运河都有国家的战略目的,夫差开邗沟是为了北上称霸;隋炀帝开隋唐大运河是为了江淮和江南的物产以及征服高丽,稳定边关;唐宋时期修护运河是保证漕运畅通;元代忽必烈是为了控制江南和运送物资而把运河截弯取直,明清时期也是这样。很显然,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出发点都截然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党不仅要"为人民服务",更需要坚定“为人民幸福"的信念。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通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营建"人民的幸福家园"。我们认为,这个家园至少包含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应该成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方向和坐标:第一是美丽的生态家园;第二厚重的文化家园;第三是崇高的精神家园。

如果我们把大运河文化带为轴线,则可构建起相互交融的生态圈、生活圈、文化圈、经济圈。建设丰富多彩自然的生态圈和以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为基础的文化圈是大运河文化带规划立论的前提,因为生态环境与文化遗存的共生共荣决定了我们建设的方向与目标。文化带建设必须在生态与历史丈化信息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使相关建设项目与自然生态、历史文脉有沟通、有交流融合,也就我们通常说的"上下文"之间有呼应,有补充,表现大运河浓郁的自然禀赋和社会文化稟赋,从而使人能亲近运河水、亲近大地、亲近历史文脉,感受运河魅力,获得身心愉悦。这是大运河文化带显性呈现的重要方面。

另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还承载另一使命,就是在设计中要探索运河文化与人们精神生活的"隐性关联"。大运河是可以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带建设有必要创造一种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以此强化不同人群的沟通与心理体验,增进情感共鸣与联系,增进文化与信念认同。毕竟大运河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确实产生过重大影响,漕运线曾经是古代中国的生命线,大运河对中国城市的兴起、人口的迁徙、经济结构的转型等等都有过巨大贡献。所以,我们在编制规划设计与建设中要重视文化、社会、观念等因素的隐性表达,呈现古代中国文化"师法自然、创新求变、融通和谐"的精神,反映生生不息的大运河对民族文化的滋养,以此深化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在更充分更丰富的交互影响中,超越地理空间的约束,从而获得德性和永恒之美。

如果说大运河的过往历史是一部宏大的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史志,那么,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则更应该是一部谱写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大地史诗,这可以让我们的人民真正"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获得自豪感、满足感、幸福感!

大运河文化带是一个独特的、充满挑战的概念。因为大运河本身是一个流动的、复杂的、线性的巨大水利工程,运河文化是一个融自然生态、文化观念、社会习俗、物态遗存等诸多要素于一体的巨系统,在今天它还是活态的世界遗产。很显然,这意味着文化带建设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是静态的空间格局,而是一个线性的宏大的文化载体,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整合了物态遗存、习俗观念、文化精神,它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服务于当代人民的幸福追求。就此而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秉持"尊重多样性、体现当代性、彰显创造性"的原则。
第一,尊重多样性。在两千多年的时空变迁过程中,大运河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上都在不断变化着,而且,由于其纵贯南北(所谓"一线通南北,往来天地间")的巨大跨度,导致其结构形态与功能实现是丰富多样的。这在大运河申遗过程国家编制规划时都有具体反映。以江苏为例,作为运河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有28个点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遗产核心区域面积达9570公顷,这是江苏的荣耀。江苏的遗产点段实际上呈现了运河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质,是构成江苏运河文化的重要支点,它们是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我们说多样性是文化建设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只有在与其相匹配的环境中存在才有价值。所以,当代的文化带建设作为体现我们当代人建设的鸿篇巨制,是以"尊重多样性"为前提构建的线性系统工程。这一工程既有运河全景全貌、历史流变的缩影,又有地方性特征的呈现,即把运河与区域文化特质联系起来。如江苏运河与淮扬、徐汉、金陵、苏吳、盐通等文化形态的关联。又如地方性文化中无锡的工商文化与运河的关联等等。
第二,体现当代性。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时代理当有新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固然应以历史文脉为依据,但同样也应反映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反映大运河与当代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苏南运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乡镇企业发展、苏南模式形成的影响,对城市建设产生的作用。又如,大运河申遗所凝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申遗策略("活态遗产",点段申遗、整体保护)都值得在文化带建设中再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带建设是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经济发展融为一体,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的标识性工程,所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大的当代使命。
第三,彰显创造性。大运河是一条不同于世界任何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的伟大创造工程,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肯定不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刻录遗存,也不只是梳理文脉,而是必须彰显我们当代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大运河流动的文化只有进入到联动的世界才能更好地凸显它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创造性实现大运河文代的功能转化,达到创新性发展。现代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都能融入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这既表现大运河本身具有的互联互通的特质,同时也让人在行走大运河时,可实现主客体之间的融合,引起共鸣,得到情感的寄托、精神的升华。就物联网技术而言,就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现代技术。万物互联,它可以对流城范围实现全程展现,让人们直观了解运河水质、河道状况,系统掌握历史遗存的分布格局,认知其价值;还可以通过网络整合大数据,建立集史料、政策法规、研究成果等等于一体的智库平台,也能集成艺术再现、游戏互动、影像展播、新闻动态构建传播平台,不仅让人能感知,有体验,也能有所"悟",引导人们持续关注大运,亲近大运河,增进运河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智慧运河"的价值,谋求创新发展。

二、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治理体系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基于国家文化发展的伟大战略而确立的系统工程,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进而激发和提高治理能力,是文化带整体建设的出发点。深入探究大运河文化的治理之道,彰显传统文化和历史遗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现代价值,是当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应然选择。大运河文化带治理体系的建立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基本保障。因此,在现代治理体系架构中展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以中国大运河丰厚的文化底蕴,引导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自强,“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与时代风采”。(2)构建大运河文化带的治理体系,使运河沿线建设主体明晰共同责任、厘清区域职责、健全行动法则、把握实践路径、确立治理方略、规范治理行为,形成协同共治、良序善治的运河文化带治理格局。(3)促进大运河文化带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大运河文化建设主体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有路可通、有业可创,全面提升全社会对运河文化的理解力、实践力、创造力。

1、大运河国家治理的历史文脉

大运河自其开凿之日始,就是一个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巨大工程。无论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邗沟,还是隋炀帝贯通南北大运河,抑或是忽必烈授命郭守敬截弯取直连接京杭大运河,都是基于国家治理的战略决策。特别是在隋唐之后到清朝末年,运河治理与国家变迁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朝代之间或者代际之内,在运河的开凿与治理的态度、方式和能力的不同,往往影响到朝代的兴衰更替,“如果没有运河的转输,这个我国历史上大汉统一王朝的所谓丰功伟绩是难以实现的。”隋朝的南北大运河,对于重建大一统的帝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隋炀帝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王朝与分离了三个世纪的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而在“赋出天下,江南十居其九”(韩愈)的年代,北方的权力中心仰于东南的“天下大计”便是努力维护运河通道的畅通,以保证东南的物产可以源源不断向权力中心运送,于是,治理运河本体、管理运河水道、设计漕运制度等等就成为国家治理的重大事项,运河治理对“家国天下”的兴衰密切相关,《宋史》有言:“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纵观历史,运河通则国家盛,运河塞则国家衰乃至亡的事实在唐宋明清都得到了佐证。所以,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对大运河的国家治理进行历史性考察,进而全面理解水运、国运与文运,水脉、国脉与文脉的关系就具有特殊的价值。

2.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治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战略,是体现依法治理的重大部署和举措。大运河文化是国家历史文化的显性标志、是坚定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宏大的国家战略构想,治理体系的确立是落实构想的基础。治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在于体现:(1)"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的统一。(2)点、线、面协同治理的结合。(3)培根立本与可持续发展的融通。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施构想的保障,只有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体一一政府、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与民众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从而统筹有序、创新发展,才能使大运河文化实现增强国家凝聚力、提高国家软实力、充实国民幸福感、彰显国际影响力的旨归。 

3.大运河文化带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架

大运河文化带兼具复杂性与开放性,独立性与包容性,互动性与协同性等特征,政府、市场、社会多重力量聚合构成文化带建设的主体。其中政府是主导,是"掌舵者",市场、社会以为治理体系提供思想、产品、技术、知识、资本等方式参与其中。在多元主体共治的结构中,大运河文化带治理体系由以下五个方面构成:

目标与价值体系 (1)大运河文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总体目标:激发大运河文化功能,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大运河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造福人类文明的宏愿。(2)大运河沿线各省市的战略目标。运河沿线八省市各有区位特点,应设计符合省(市)情的战略目标。如具有丰富运河资源的江苏省设定建设"三大长廊"的目标体系。(3)大运河流域各市县根据所辖区域特点设定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地域性具体目标。目标体系的设计与价值体系是相关的,大运河是"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具有遗产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综合体。理清遗产价值是“保护好”运河的前提,汇聚文化价值是“传承好”运河的根基,探索经济价值是“利用好”运河的依据。理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使之纳入良序善治的治理平台,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提供不竭之源。

制度与策略体系 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制度总成,借由制度的设计保证整个建设过程平稳有序、公平高效地运行。首先,明确规范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的法律制度,设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以运河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其次,政府根据经济与市场规律制定政策与指令,编制规划与方案,由此调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资源配置,优化治理结构。再次,不同部门、不同区域根据所辖范围的特点(水利、航道、环境、人文)等制定针对性的管理制度,规约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具体行为。制度的架构能够相互衔接与制衡,在制度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制度的设计体现刚性策略与柔性策略的统一,应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社会与公益等不同的策略方法推进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运行与实践体系 这是大运河文化带能否顺利落实并通达既定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大运河文化建设兼有保护、传承、利用三重目标,因而其运行与实践主体是多元复合的,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参与其中的角色各不相同,存在功能性特点的差异与方向性目的的统一,践行“政府主导、市场实践、社会检验”的逻辑。政府作为“掌舵者”,对大运河文化建设运行与实践体系的架构,根据方向确立、协同合作、资源整合、监督执行的要求创设组织结构,以运河文化价值为引导,建立一套运行有序的组织体制与机制,发挥大运河文化建设主体最大公约数。

传播与教育体系 运河文化是“流动的文化”,其文化形成的背景、内涵、价值、当代意义等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呈现,发生再次“流动”。激发运河大运河文化的活力,需要应用传统和现代技术建立起立体式的传播体系:(1)构建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大运河文化传播融媒体平台。(2)发掘传统媒体如学术期刊、报纸、书籍出版在运河文化传播的作用。(3)利用不同的社会活动形式(如论坛、公益活动、文艺创作等)传递运河文化信息,认知运河文化价值。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教育,运河文化认知与认同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方式不断得到巩固,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中,可根据受教育对象的特点开设有关运河文化的课程或讲座,为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管理者和参与者组织相关的培训,丰富运河知识,增进运河情感,感受运河价值,坚定信念抒写运河文化的新篇章。

评价与监督体系  “上善若水”,大运河文化之水需要善治。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既然在国家文化治理的平台展开,并且是一项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战略性文化工程,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价值评价体系作为衡量其价值实现的尺度。由于大运河文化承载着保护传承利用的要义,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生共荣,因而需要多维度多层次设计评价指标,既体现政府主导,又遵守市场规则、践行契约精神。文化评价指标的设计是极其复杂的,它是时效性与持续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特殊性与多样性等多方面的统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评价既要有反映其文化核心价值的定性指标,又必须规范和细化可操作性的定量指标,从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开发利用的不同角度形成完整的科学理性的指标体系。完备的评价体系可以为有效的监督提供依据。监督体系的建立在文化带建设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为此应确立监督主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而对监督的对象、目的、方法、步骤,结果等有相应的对策,以保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偏离既定的轨道。

三、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大运河文化可持续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治理肩负应对各种复杂性——困难、风险、不确定性挑战的艰巨使命,它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可以完成的事业。治理体系确定之后,建设主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是实现科学有效治理的基本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则基础在于:(1)价值认同、目标明确。(2)紧密合作、协同共治。(3)尊重事实、依法治理。由于政府是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导,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将从根本上影响治理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理所当然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高方面有所担当,运用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技术在把握方向、建构协同合作关系、整合资源配置、强化监督执行等方面着力提升能力。而社会组织与个体在参与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培育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能力,识大局,谋利益,求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迎来了一个战略发展机遇期,它涉及到河道水运、遗产保护、文化建设、生态涵育、城镇发展等诸方面问题将彻底改变申遗前被忽视,申遗后未重视的状况。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攻坚克难,强国圆梦的关键时期,既存在着传统治理模式,又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难题,突破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状态必定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大运河文化带治理体系的建构,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利于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理顺关系、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和功能;有利于激发大运河文化的活力,充分彰显其文化价值;有利于大运河文化循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再现万代风华。

(作者简介:谢光前(1963-),男,江西信丰人,编审,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李道国(1961-),男,江西上饶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编辑: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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