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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可能还不仅于此……
2019-05-15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健、金华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条河段组成,在长达2700公里的河段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点段长约1100公里,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及安徽8个省市的27个城市。另外,陕西的关中平原,隋初就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广通渠,东出黄河与隋唐大运河沟通,都城长安实际上是隋唐大运河的终点,理应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这一段,大运河长度延展到3200公里。

大运河文化依托大运河这条交通大通道,通过水运(不仅仅是漕运)、陆路(许多陆路交通线沿运河大堤而建)等交通方式,从其发生地繁衍、传播,由此带动沿线区域文化的发展,辐射、影响到全国乃至世界。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通过这些水系与珠江水系沟通,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长江、江南运河、海外来的船舶从仪征、瓜洲进入运河,最终汇聚到长安的庞大水运网络,唐玄宗时曾在长安广运潭举行盛大的船舶货运博览会。

历史上大运河是统一沟通之河,是文化宝库、生活的家园、沿岸众多城市的生母乳娘。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展开,其辉煌灿烂文化和丰富精神价值不断得到弘扬,将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

演绎“多元一体”气质

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甚至多向度的,文化传进来,播发出去,有在运河沿线流动,有从海外传或入流出。跨越沿线多个不同文化区域,将各区域文化串联起来,呈现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联系的“多元面貌”,将费孝通先生论述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南北方文化的流动频繁,不断强化南北联系,极大改变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理结构,使中国内部的东西之争,隋唐以后逐步转为南北对峙,元明清后走向南北统一,以南方的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支撑着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对幅员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明初永乐帝诏令修建北京城,通过大运河将南方建材物资工匠输送到北京,就有了“漂来的北京城”之说。北京本地虽然物产并不丰盈,可由于有了相对廉价的水运,保障了百万京城军民生活。没有漕运和其他货运,很难想象北京能够长期成为都城。而只有定都北京,才能背燕山依太行,守长城扼塞外,才有与草原民族的大融合,形成空前辽阔疆域的统一国家。明清时期,漕粮之外的许多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文化用品的运输,赈灾漕粮的调配,中原麦棉豆饼的南运,帝王及军政官员的公务、士子文人的旅行,这些绝非海运可以解决,同时,广大的京畿地区,也要通过水道陆路将物资运送到北京城,以运河为主轴的运输通道起了重要作用。

差异鲜明又和而不同

大运河在北方很多地方的运河已经断流,江苏段如今是运输繁忙的水上通道,而江南古运河则多显小桥流水风光,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风貌,也会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文化感受。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不是贴标签的同质化,文化带建设一定要与地方文化的整体风貌结合。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既要有对整体文化的把控,又要有展现各个点段不同阶段文化经典,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群体文化风貌。

大运河经过的地区,既是大运河文化的发生的基础,也是文化衍生的沃土。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和吴越等,还仅仅是大运河沟通文化的主体部分。明人王士性就论述了浙西太湖与浙东沿海、浙中南山区文化的鲜明差异。江苏省面积不大,平原比重最高,文化却因淮河、长江、太湖等分割,呈楚汉、淮扬、金陵、吴越多元格局。直到民国,江苏省内仍然有人提出分省要求,在苏北建淮海省,理由是文化不同,江南人说话听不懂,加之南北诉求迥异,开会时说不到一块儿。在沿运省市之外,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湖湘文化、楚文化等都与大运河文化互动影响。我们讲漕运文化,涉及空间不仅是大运河沿线的八省市,还应该包括东南其他有漕省份,“湖广熟,天下足”,皖赣湖广是明清漕粮的主要供应地,所谓“江漕”并非仅指京口瓜洲间的20里长江航线,而应指上千公里的长江干线。比漕粮更多的上江粮食大量运往江南运河沿线城镇,更扩散到福建广东。

便捷的水路给商帮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徽商和徽州文化对大运河沿线城镇的兴盛影响很大,所谓“无徽不成镇”,徽派建筑影响无处不在。徽州商人沿着新安江、兰溪江、富春江、钱塘江水系和古徽杭古道等,来到浙江,在杭州立足,沿大运河北上扩散,从江南运河发展到江北运河沿岸,包括上海,把茶叶、竹笋、纸张等贩运到运河沿线。盐商穈集扬州,塑造了扬州的盐商文化、园林文化。淮安河下也是盐商的活动地,淮北盐场的盐利造就了古镇的繁华。茶商越江后在泰州经营,通泰扬古盐运河发挥重要作用。徽州秀才科举考试也多由江南运河在丹阳登陆,从句容前往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而皖南芜湖宣城的商人,则沿青弋江、水阳江向长江扩散,与南京关系更为密切。苏州的洞庭商人,则从江南运河往长江流域分散。

奠定长三角文化基础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渊薮”,明清大运河的畅通给明清江苏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济宁以北的山东段,早在1855年后就大运河因地势高亢而淤塞断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忆,当时“从济宁起,我便坐上了设施完备的住家船,优哉游哉地逐流而下,一路上我心情想着怎样用诗意般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前一后的天差地别。”“江苏与海相邻,有大运河和全帝国最长的扬子江从中川流而过,农业、渔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在十八行省中毫无争议地享有‘王后’的地位。”一方面,江苏赋税沉重、盐税贡献最大,大量财富从江苏的运河沿岸流向北京;另一方面,为保大运河而实行的挽黄保运、蓄清涮黄等措施,虽然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水患,但河道治理、漕运、盐运等带来的大量投入,真金白银,江南的制造业也获得大量皇家订单,这都给运河城镇注入了资金,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受益最多的如苏州、扬州、淮安等。在上海崛起之前,苏州是全国的工商中心、水运中心和金融中心,辐射力非常强大,上海的物资要通过苏州运往全国。明清到民国,江南运河成了湖丝的外贸通道,南浔诞生了腰缠万贯的“四牛八象七十二金狗”湖商群体,他们走出国门,走向海外、欧洲,发财之后,回家乡反哺文化,建造了嘉业堂这样民国规模最大、最丰富的私人藏书楼。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形成了海派文化,其内生源头之中江南文化是主流,除了本地因素之外,苏州和宁波是两个重要来源,这是千百年来根植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和宁绍平原的越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这两个城市分别在太湖的中心和运河与海洋的交汇处,早就联结着海上丝绸之路。江南文化及其大运河文化,应该成为今天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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