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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庆生:南旺分水枢纽——伟大创举造就的伟大工程
2018-05-23    作者:杜庆生  

在山东省济宁市境内的汶上县,有一处可于四川都江堰相媲美、历史上曾作为京杭大运河“心脏”的水利枢纽——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这是体现中华儿女在顺应自然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造福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凝聚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伟大工程!

一、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诞生,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个是当时的国家发展大势,一个是济宁特殊的地理环境。

山东段运河处在大运河的中枢位置,是整个运河的关键区段,济宁河段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位于汶上县境内的南旺镇,是运河全线的至高点,被称为“水脊” 、“驼峰”。史载,从这里向北到御河边的临清,高差达90尺;向南到黄河边(元代黄河夺淮水入黄海)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高差达116尺,形成了两端低洼、中间隆起、状如拱桥的特殊地貌。

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势剖面图

面对这样一个“水脊”,大运河的水源如何解决,上万艘漕船如何顺利通行?这就给当时即将迁都北京的明成祖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即位后“改北平曰顺天府”,“以北平为北京”,决定迁都北京。但要迁都,首先要建好都城,大量的建筑材料要运到北京去;将来都城在北京,必须保证以吃粮为主的各类物资的充足供应。这些都要仰仗于大运河。从速、从快疏浚、治理大运河,就进入了史称“智勇有大略”的明成祖的战略视野。

元代开挖的京杭大运河,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是最关键的河段。当时解决水源的基本途径是实行“四水济运”,即把汶、シ光、泗、シ府“四水”汇聚济宁,进入天井闸,然后向北分流至临清,向南注入泗河。但是,截汶入シ光、会汶泗于济宁,再南北分流的方案是有弊端的。正如史书所载:“元代分水于济宁,亦未审乎地形之宜耳。济宁北高而南下,故水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难……南水每有余,北水常不足,故南旺每有浅阻”,漕船经常搁浅,不能完全满足南粮北运的需要。

会通河示意图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全部淤塞,京杭大运河遭遇到自元代开通以来最严重的断航。在都城即将迁往北京的情况下,别说断航,就是航道不畅,也是国家之大忌。成祖为之焦虑不安!

永乐九年(1411年)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应是鲁桥至临清段),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明史.河渠志》)

潘叔正的上奏与明成祖的心思不谋而合,建议遂被朝廷采纳。永乐帝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会同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同知周长赴山东主持会通河的治理。

宋礼,字大本,河南永宁人。这位河南籍的工部尚书一行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工十六万五千人,用时20旬,全面疏浚了自济宁至临清385里的河道,河深一丈三尺,宽三丈二尺。但由于号称“水脊”的南旺地段高出济宁地段3米之多,疏通后的河道水源不足,成了一条“干河”。宋礼虑有杀头之罪,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乃“布衣微服,至汶上城东北,访白英于彩山之阳。”

明 宋礼

白英(1363——1419),字节之,史书称“汶上老人。”“老人”者,是明代河道管理体制中一甲之长的称谓。白英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迁往汶上,居城东北彩山后的白家店村,自幼聪明好学,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但不愿出仕为官,就甘愿做了个乡间老人,史书说他“博学有守,不求闻达,以耕稼为业。”他特别喜好水利,且志向高远,通读了《水经注》等能够看到的先人关于水利方面的著作,并利用带领民工兴修水利的机会,熟悉、掌握了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20多个州县、数百里范围内的地形水势,对解决运河水源问题早就了然于胸。

朝廷重臣宋礼到访,白英感其诚挚,便将自己早已形成的“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方略和盘托出。宋礼欣然接受,并邀白英共建这一工程。这项工程由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五个部分组成:

1

大汶河上修筑戴村坝

运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自身没有发源地,需要从现有的河、湖借水、引水。解决“水脊”通水,就是借用了大汶河的水源。大汶河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国内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的河流。白英在大汶河上选取南岸直依松山、北边与龙山对峙、河床特别坚固、河道相对狭窄的区段,拦河建坝,“长五里十三步”,遏汶河入海之路,同时抬高水位,使汶水“尽出南旺”。初建为土坝,岁筑岁决,后经不断整修,形成三处溢流石坝,即北名玲珑坝,中称乱石坝,南为滚水坝。现存三坝由南向北依次为:南坝头土堤长501米,滚水三石坝长432.15米,窦公堤长949.85米,坎河口石坝长262.5米,北坝头 长72.5米。

2

整修疏浚小汶河

小汶河原属汶河下游的一个岔流,分流口在现汶上县的四汶集。这条河在后唐以来已逐渐淤塞,宋礼、白英引汶济运时对这条废河进行连通整修并引至南旺,名为小汶河。由于引汶口门上无建筑物控制,而汶河又是一条大河,分流水量很大。为防止急湍的河水冲毁河堤,整修的引河走高避低,拐了80多道弯,使原本38公里的直线距离拉长到70公里。明朝中后期又配套设置了防洪排涝工程,包括小汶河两岸的东西大堤及泄水斗门等。

在小汶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筑砌一道近300米的石护岸,以防止汶河强势水流的冲刷。在河底设了分水“石拨”,也称作“鱼嘴”,使汶河来水南北分流,“以三分归南,七分归北”(东河河道总督白锺山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折语),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

3

修建水闸 控制水流

为此,在南旺向北、向南的运河主干道上相继建节制闸31座。对南旺向北所建十五座闸,《明史录》这样记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运河上的闸有两种:一种是供过船兼调节水流的“船闸”,建在正河上;另一种是供排泄运河洪水或向运河供水的闸,建在运河两边大堤上,叫做“斗门”、“水口”等,也就是现在的进排水闸。元明清在运河上闸的设置、结构型式、施工技术,以及建筑材料的选用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4

沿山勘泉 补充水源

在兖州、青州、济州三府境内勘查挖掘泉源300多眼,每一个泉源都指派一名军士看守,除吃水之外一律不准作别的用途。所集泉水汇流成泉河,在冬春汶河枯水季节补充运河水源。

5

原湖泊改为蓄水水柜

为接纳夏秋季节汶河多余来水和黄河之水并沉降泥沙,以备冬春季节为运河补充水源,利用济宁“南四湖”、“北五湖”的有利条件,将原来湖泊改造成蓄水水柜。《明史·河渠志》载:“宋礼、白英议设水柜,乃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岸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安山洼是经改造建成的第一个水柜,之后又修建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三湖围堤,兴建斗门,使其变成三个水柜。最后把济宁城西一片洼地也辟为水柜,名为马场湖。这样,在济宁以西、以北就有了马场、南旺、蜀山、马踏、安山五个水柜。南四湖辟为水柜,始于明永乐年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明末泇河开通以后。北五湖和南四湖建成之后,运河像一根瓜藤,串接着一个个湖泊,所供水源在一般年份可满足运河通航的需要。

综上所述,宋礼、白英因地制宜,度地施工,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巧妙地将河、湖、泉、洪等各类水源运用于保漕通航,使整个工程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顺利地把把大汶河水引入运河,最终使京杭大运河济宁河段因地形高差大造成的水源不足,以及管理不方便等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至此,沟通全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贯通和航运畅通,将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和江浙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祛除了明成祖的一块“心病”!仅以漕运为例,由于水源问题没解决好,“终元之世,海运未罢”,年漕运量只有30万担;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建成后,年漕运量达到400万担,多时可达800万担,如果加上流通的商品,年货运量高达3500万担。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工程不仅保障了明代初期的迁都、定都和当时国家的稳定,而且对明清两朝近500年间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南北文化的交汇,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史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大运河的畅通兴盛所成就的康乾盛世,白英老人创建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功不可没,不愧是一项造福国家、润泽百姓的伟大工程!

二、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近600年来,这项工程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一大奇迹,受到广泛的称赞和推崇。

其一,在治水的基本理念上,宋礼和白英奉行的是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的人水和谐思想。他们在高出南旺13米的戴村建坝拦水,把水引到南旺,引来的水完全靠自流;把分水点选到南旺“水脊”,在这里向北向南分水自然非常顺畅。这同四川都江堰的建造原理是一致的。

其二,工程本身的科技含量。一是分水点的选择是保证工程成功的关键。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途径济宁的京杭大运河,就已经意识到济宁以北水源不足,于是便实行“四水济运”、通过会源闸(也叫天井闸)进行南北分水,但遗憾的是,这个分水口选在了高程比南旺低3米的济宁城区,结果分向北面的水无法通行; 而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把分水点放在南旺“水脊”,就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二是工程的科学价值和工艺水平,也可以与李冰父子兴建的四川都江堰相媲美。在工程规划建造过程中,白英对戴村坝址的选择、引水角度的确定,以及施工工艺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坝址选择上,因为汶水从这里流入大清河,尔后注入东平湖,其间戴村一段,两岸夹山,南窥南旺是一片平原,在此处筑坝,坝基好,河道稳定,又距南旺比较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引水制高点。戴村坝斜插东北,与流水的中泓河槽大致成35度的夹角,引水角度非常有利。戴村坝初建时为土坝,并留取了河床更高的坎河(大汶河支流)入口处不筑坝,作为溢洪道,以便水大时溢洪入海,到枯水时用刮水板作一沙坝,使汶河水尽出南旺。这样,紧紧抓住“引、蓄、分、排”几个关键环节,妥善解决了拦汶、引水、冲沙、溢洪几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泄蓄得宜、运用有方,真可谓神妙绝技,巧夺天工。

明代自永乐年间开始兴建分水龙王庙,朝廷在此建表彰治水功臣的宋公祠、白公祠等。 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均驻跸该地,乾隆六下江南都在此留下碑刻。精通水利且十分挑剔的的康熙帝对这项工程也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敕封永济神开河治泉实迹》中写道:“此等胆识,后人断断不敢,实亦不能得水平如斯之准”,此乃“创无前而建非常也”。

民国初年,中国水利局聘请的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参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后赞叹说:“此种工程在十四、十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 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结果者,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山东省党政主要负责人时对这项工程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并称赞当年策划、主持修建这一工程的汶上老人白英为“农民水利家”。

我国许多水利史学家认为,该项工程在科技含量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水准,在人类治水历史上也是一大奇迹。文物考古专家的评价是:这项工程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和水利工程的最高成就。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水科技成果,而且积聚了流芳百世的宝贵精神财富。要知道,当时治理运河的最大难点就是南旺“水脊”难以通水,而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完成如此宏伟大业的,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专家”、“权威”,而是白英这位民间百姓。

“汶上老人”白英画像

当然,作为封建官吏,工部尚书宋礼“上体国忧,下悯民困,劳心集思,广询博采”,并同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一起为白英施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也是难能可贵的。

白英作为一介平民,他“身处岩穴而心在天下,行在一时而功及万世”的品格和境界更是光彩夺目。为了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白英和由他率领的众多民工,在测量、施工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八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造出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心脏”工程。

在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里,白英和民工们无怨无悔地进行着辛勤的劳作,克服了不知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熬制建造大坝急需的灌浆防漏的“勾缝剂”,白英和民工们日夜兼程,谁也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通宵,硬是一锅锅地把数十万斤糯米熬成所需要的米汤。为了保证工程质量,白英亲自动手做示范,带领民工把桩与桩之间的空隙用黏土夯实;石块与石块之间除了使用“勾缝剂”,还用特制的铁扣锁紧。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竣工,白英随宋礼进京复命,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赴京途中的德州桑园呕血而死,年仅56岁。在获得朱棣皇帝的允准之后,宋礼即刻扶白老人灵柩顺河南下。自桑园至汶上沿大运河400里,闻信而来的百姓扶老携幼,披麻戴孝,自发地站在运河两岸,目送着灵柩通过,不少人痛哭失声。灵柩驶入会通河,守坝官员和守灵百姓早就肃立恭迎,灵柩通过时,两岸顿时鞭炮齐鸣,哭声震天。按照白英遗愿,宋礼将白英送葬于汶上彩山之阳,死后仍能视汶水、听泉涌、看戴坝、望三湖。朝廷封白英为“功漕神”,赐祭田500亩,子孙守祠奉祀。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工部主事胡瓉撰写了《白英老人祠记》,并有联“天下无二老,泉河第一功”。

以白英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造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不畏艰险、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不避艰险、不畏权贵的浩然正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生动写照,是运河文化的精髓。

作者简介

杜庆生,男,嘉祥县人,山大政治系毕业,中共党员。担任过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县委书记,市委分管综合文字工作的秘书长、政研室主任。2001年兼任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2014年当选会长。全力投入运河文化研究和运河保护开发事业。全程参与了大运河申遗和运河文化研讨的各项全国性活动。


编辑:衡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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