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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
2018-06-21  《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  作者:刘士林 耿波 李正爱等  

如同人类其他交通工程一样,古代中国人开挖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受之影响,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层面。由于目光仅仅停留在“物”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首先,大运河的开凿与整修,不仅只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由于“物”的背后是“人”,有着特殊的感性需要、精神内涵与文化形式,因而,从一开始,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功能大为减弱,但正如“实用退潮,审美登场”这一美学原理所暗示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衰退,并不意味着大运河已寿终正寝。相反,正是直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功能退居二线,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记忆等文化审美功能获得了表现的可能,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与保护上,有一个重要的新概念是“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有关专家指出,文化线路是指带有起点和终点、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线性景观或网络系统,其特殊性在于“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如某段重大历史时期经常性和重复性运动的物理表现或认识表现,能够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或者除了促进商品和思想交流外,还推动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文化线路的主要特征是:(1)与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既包括一切构成该路线的文化元素,如城镇、村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等,同时也包括山脉、陆地、河流、植被等自然元素。(2)作为一种线形文化景观,它可以是国际的、国内的、地区间的或地区内部的;可以是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区域间的。(3)它的价值构成是多元与多层次的:既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又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生态价值;既包括其内部的建筑和其他单体遗产自身的价值,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人文价值。从这些基本的界定看,在时间上始于春秋时代,历经整个古代社会,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空间上一直作为中国南北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无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

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也主要是以运河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其具体内容可以从三方面加以了解:

首先,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对于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如何荣昌先生在《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文中所说:“自从隋炀帝开江南运河之后,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江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一起,从此,江南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如翁俊雄先生在《唐宋运河之古今》一文中说:“唐前期,社会安定,运河畅通,南来北往的人们大致经由汴河路。开元、天宝时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李涉和韦建先后沿运河南下,沿途作诗,以志此行。李涉有《濉阳行》(《全唐诗》卷883),韦建有《泊舟盱眙》(《全唐诗》卷257)。崔颢送友人南下,有‘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维扬送友还苏州》,《全唐诗》卷130)之句。岑参送友人南下省亲,云:‘汴水扬波澜,万里江南通。’‘老亲在吴郡……复展膝下欢。’(《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全唐诗》卷198)上述濉阳、盱眙、邗沟、吴郡,就扼要地勾画出运河一线。”由此可知,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一层即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南迁,尽管文化沿运河南迁的研究相对不足,乃至于匮乏。

其次,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刺激与活跃了中国区域间的物流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影响到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及其路径。大运河又被称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如田余庆在《运河访古》的前言中提到的“海上‘丝绸之路’”:“唐宋……时期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田余庆、李孝聪《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这种国际化的交往并不限于沿海港口城市,位于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地段上的德州,也曾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口岸。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曾携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及其家属340余人漂洋过海,沿着运河一路北上来到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热情款待。在三王原路返回时,因气候不适,苏禄王一病不起,将骸骨埋在了德州,同时他的部分亲属也永远驻留下来,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文化中,在德州留下了中外文化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就是说,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二层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传播与影响地图。在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中,尽管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与社会,但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缠绕关系,文化交流的信息也已影影绰绰表现出来。倘若在今天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开掘与探索,就一定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生动的文化线路图。


再次,是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发生作用与影响的文化线路。与前两条线路不同,这在以往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有“重北轻南”的传统。北方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中心,江南文化只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附属角色,使人们往往只见前者对后者的单向传播与影响,而对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即使偶而被零星地提到,也基本上缺乏深度的关切。如有人尽管注意到运河的开通,使江南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及各种文化书籍大量运往北方,如茶叶有“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封氏闻见录》卷6)之说,但这些江南物产对北方与中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下文”的。传统上“重北轻南”的意识形态,与当代“重经济而轻文化”的运河研究思维定势,共同造成了江南文化北行研究的缺席。

江南文化向中原与北方地区的传播,不仅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深刻的现实背景。首先是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后来至上。至少在魏晋以后,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已超过了北方,如刘师培先生说:“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南北学派不同论》)而到了两宋时期,杭州则成为全国的印刷业中心之一。如王国维先生说:“北宋刊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观堂集林》第4册《两浙古刊本考序》)“南宋时,除官刻的‘监本’通行全国之外,大大小小的私家刻书铺,遍布杭城大街小巷,有名可查者就有十几家。就质量而论,也以杭州的印刷技术最高,汴京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得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书籍的大量刊行,促进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再加上杭州湖山秀丽,经济繁荣,运河交通的便利,又使之与各地的文化交流联系十分频繁和密切,可得风气之先,于是一时又成为全国人文荟萃之地。”(李志庚、楼毅生《运河与杭州》)其次是江南发达的文教事业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江南地区经济生产力的发达,为人才培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北方与中原,“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丘《天下衍义补》)而频繁的战争也直接影响到文化再生产,“中州老师存者无几”,以至于明洪武二十年“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但在“膏腴千里,国之仓庾”的江南地区,则是“民既富,子弟多入学校”(王世懋《二酉委谈摘录》)。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早在北宋,南人考取进士的人数已多于北方,至明初,进士的名额几被南方人垄断,明仁宗为解决南北文人之争,不得不于洪熙元年(1425)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明史》卷七十)的政策。以江南水乡同里为例,从唐初贞观年间到清嘉庆十五年间,同里出了一个状元,38个进士和80个举人。大量江南士子或游学或求仕,必然要把江南社会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带往中原与北方。但是很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江南有多少船米、丝织品、茶叶等销往北方与中原,对于其文化的北行则很少予以关注。不仅士子与官宦,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江南客商等,他们沿着大运河北上的历史与文化行程,至今未能得到重视与系统的研究,使一条原本应该更丰富多彩的大运河文化线路,不仅在形式上显得过于呆板,在内容上也是相对匮乏的。

以运河两岸城市为主要对象,对大运河的文化线路进行考古与重绘,不仅可以丰富对大运河城市文化内涵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中国区域文化虽然不少,但以北方的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最为可观。齐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而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它们代表着中国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因而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伦理人文非常重要,是人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区别的标志,但正如冯友兰说,“道德境界中人”可以做到不怕死,但却没有“生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审美机能在伦理异化中“失语”了,所以仅有齐鲁伦理人文是不够的。另一方面,这恰好突显出江南诗性人文对一个务实民族的文化价值。正是由于江南诗性文化对齐鲁伦理文化的制约与渗透,才使得过于刚毅木讷的中国主流话语容易获得自身的平衡。在原理上讲,有了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可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而有了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则可以使在前一种生活中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自由。(刘士林《西湖在何处——江南文化的特性叙事》)由于北方与中原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导致伦理文化与诗性文化的交流十分困难,所以在一些古代文献中,往往充斥的是伦理文化对江南风情的“批判”、“辱骂”乃至于“诅咒”。而以运河城市群文化为据点形成的大运河文化线路,在两者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与交流作用,使在原则上针锋相对的伦理文化与审美文化,在现实中获得了接触、理解、对话与融合的可能。如古代北方士大夫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可以重新发现人生的真谛;如在刘绍棠的运河系列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美丽、活泼,有一点自然与野性的水边女子,与儒家语境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闺阁中人”不同,在她们身上似乎更多地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的身影。这是大运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新文化理念与重要精神财富,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单调与贫乏许多。


编辑:衡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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