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馆
运河城市群之淮安 渺渺孤城白水环 舳舻人语夕扉间
2018-07-12  来源:《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  作者:刘士林 耿波 李正爱等   

古淮河的入海口何在?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曾经湮灭在岁月的泥沙中,也许消失在史书记载的数度黄河夺淮里,也许就静静地躺在以它而得名的淮安城的脚下。

一个没有入海口的大河是危险的。涓涓细流通过巨大流域水系的整合在下游所形成的往往是滔天的巨浪和漫无边际的洪水。几千年就这样过去了,淮河的自然入海口早已不在,而淮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仍在繁荣成长。究其原因,也许就是京杭大运河这条人工开挖的河流从淮安城流过的缘故。

襟喉南北 南船北马

淮安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

淮安第一个特别是因为穿城而过的淮河的特别。横贯我国东西的秦岭—淮河一线被认为是我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同时也是我国800毫米等降水量线、1月份零度等温线、水田与旱地的分界线、水稻种植区与小麦种植区的分界线、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分界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界线、温带水果与亚热带水果的分界线。谈起水果,大家肯定能想起古代智者晏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至今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淮河就是这样的神秘,沟通南北的同时却又区分南北。“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川后年来世情了,一波分护两淮船。”(杨万里《题东南第一山》)在历史上许多时期,比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等“天下大乱”时代,淮河还往往成为南北割据的分界线、兵戎相见的前线。面对如此神奇而又诡怪的河流,无怪乎南宋诗人王信发出“谁将淮水分南北”(《第一山》)的感叹。

在这条划分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上,只有淮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当千里长淮逶迤而来,从淮安穿城而过时,淮安不仅具有划分南北的特征,而且还有兼容南北的特点。目前淮安市正在修建全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纪念碑,让游客在一脚横跨中国南北的同时,感受到南北的地理、气候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奇妙变化。

淮安第二个特别是因为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一万年前的淮安地区是汪洋大海,由于淮河泥沙的不断淤积才渐渐形成陆地。从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距今已有5000年到7000年历史的青莲岗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耕作层以下2米处有大量黄沙,沙中伴有贝壳、木块等物,表明7000年前此处是紧靠大海的沙堤。在这块“新大陆”上生活的“淮夷”,以虎为图腾,被商及周初称为“虎方”、“人方”。进入中国轴心时期,淮安先后为吴、越、楚所有,成为它们“北上中原”的主要通道之一。

淮安城的建立是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相传为甘罗所筑,因名甘罗城。东晋时淮安城“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方舟漕运”(荀羡《北征诗》)。唐时“淮颖水运”,打通了从中原到江南的水路交通,淮安作为交通枢纽,最为冲胜。中国四大译经家、唐代僧人义净去印度取经,由海道归国途经淮安城外,在娑罗树(即菩提树)下演说佛法而开悟,兴建了太宁寺道场。从此,南来北往的商旅们多至娑罗树下焚香,祈祷旅途平安。李邕为此撰书了《娑罗树碑》,记载当时之盛:“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胜引飞辔,商旅接舻……”淮安城北有个新罗坊,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日本遣唐使也大多经淮安、由淮河口入海回国。但是随着淮河造陆运动的持续进行,淮安城逐渐远离了大海,并与淮河一样最终失去了自然出海口。

淮安第三个特别也是它最大的特别,就是它的命运往往随着大运河的变化而变化。据《史记》载,淮安在夏朝即有“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之便。东周时,燕齐通向吴楚的陆路穿过淮安,称作“善道”。秦朝修“驰道”,有两条经过淮安境内。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古邗沟,长150余公里,沟通江淮。长江流域的军旅乘船北上,到淮安下船后上车马;黄河流域的军旅乘车马南下,到淮安下车马后上船,“南船北马”汇聚淮安的局面开始形成。公元587年,隋为兴兵伐陈,从淮安到扬州开山阳渎。此前的运河开凿,均以军事为主要目的,隋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上要依靠江淮,于是开凿了自洛阳经淮安至扬州的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开始全线贯通。京杭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而淮安由于地处南北,成为漕运的重要孔道。唐初,淮安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盐运事业又开始兴旺发达。随着运河交通发展而来的就是南北人口的汇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温庭筠《赠少年》)淮安逐渐发展成为运河沿线的一座名城,有着“淮水东南第一州”(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的美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淮阴侯韩信的命运相似,淮安的命运是“败也黄河,成也黄河”。黄河和淮河本是两个独立的水系,有着不同的入海通道,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可在北宋末年,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进而掘开黄河,致使黄河水奔腾南下,并夺淮河河道入海。明朝中叶以后,黄河几度全流夺淮,使黄淮平原成为一片汪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意外而来的洪流,不仅冲决了淮河流域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水道,从而带来频繁的水灾、旱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民谚,就是对淮河流域一种真实而又形象的写照),而且这滚滚洪流还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塞了淮河流域许多大大小小的航道,其中淮河、大运河首当其冲。由于大运河北部航道的淤塞,元朝曾经选择通过海上进行漕运,但是空阔无边、风急浪高的大海,经常使这些船只迷失方向,甚至于“樯倾楫摧”,全部覆灭。无奈之下,他们曾对淮河以北的大运河进行疏浚,但由于运河北方航道窄浅,水源不足,年漕运量不到10万石。在黄河对淮河的轮番冲击下,淮安地区大水后的“衰败”景象是可以想象的。

所谓“成也黄河”,就是指由于黄河的入侵,淮安“南船北马”的局面再度形成,并且如鲜花着锦,无比繁盛。随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帝国对江南的需求越来越多,“天下财赋,半出江南。”(季开生《谨陈民情疏》)为了能让这些财富源源不断、安安全全地运抵皇都,明、清两朝一致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来维护这条南北“生命线”。明永乐十三年,漕运总督陈疏浚沙河故道,并建立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厂房工棚达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这个船厂在其后55年间共造船27332艘,其中最多一年达678艘。明、清时期,每当漕运时节,“帆樯衔尾,绵亘数省”,最多时有漕船1.2万只,漕军11.2万人,入京漕粮一年达600万担,“居天下强半”。

然而最富有意味的是,无论这些河道大员们如何治理,以淮安为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是非常悬殊的。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乾隆间在淮安设马号,北达京师,计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休整一番之后,乘船优游南下。由于淮安“最是襟喉南北处”,“舟车日夜绕城行”,并且大量的人员、货物还要经过这么“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因此淮安城里货物的丰富、仓储的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是不消言说的了,真可谓南船北马、南腔北调,众声喧哗。周恩来曾如此称述他的故乡:“淮阴古之名郡,清时海运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

纸糊的淮阴 铁打的淮安

黄河不断全流夺淮,使得淮安地区的诸多城镇不仅不能固若金汤,经常处于迁徙之中,还使得这些城市的名称也处在不断的变更之中。这从历史上淮安地区的两座城市—淮阴和淮安之间的关系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淮阴和淮安是并列的;先是有淮阴之称,后才有淮安之名;先是由淮阴做地区首府,后才有淮安的后来居上;也曾有短暂的淮阴被淮安吞并的历史,但不久就恢复了。但总体说来,淮阴的城址和名称不易长久,恰似“纸糊”,淮安的城址和名称比较稳定,如同“铁打”。所以在淮安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纸糊的淮阴,铁打的淮安。”其实,这个民间说法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战争逻辑、洪水逻辑和运河逻辑,可谓是天灾加人祸。

秦统一六国后,置淮阴县于甘罗城,以城居淮河南岸,故名曰“淮阴”,这是“淮阴”之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著名军事家韩信即于此仗剑从戎,立下赫赫战功,被汉高祖册封为淮阴侯。晋太康三年(282),移广陵郡治于淮阴。其后南北政权对峙,地处前沿的淮阴遂为重镇。永和八年(352),荀羡镇守淮阴,以“无地屯兵”,因而在秦汉故城(即甘罗城)之南营造新的城池。在南北朝期间,或为淮阴郡,或为淮州,还时以北兖州以及南高平郡、东平郡等,均寄治于此。南齐永明七年(489),割淮阴东南部地区置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从上可以看出,在战争的影响下,淮阴不仅被经常更名,辖区还经常被更换甚至被换过城池,“纸糊”的特点已经开始显现。

隋开皇元年(581),改东平郡为淮阴郡。唐朝时由于淮阴地处江、海、运河和淮河交通的双十字路口,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因而盛极一时。同样的原因,淮安也是极其的繁华。南宋和金、元对峙时期,淮阴再度成为前线,遭受兵火的长期荼毒。更可怕的是由于黄河夺淮,使淮阴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洪水不仅冲走了肥沃的土壤,冲垮了城池,荡平了财富,还磨灭了一切可以保存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记忆。从公元1214年起,淮阴城址先后迁移到八里庄、大清河口、小清河口、清江浦,名称也先后更为清河县、清江浦等,“纸糊”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淮安城由于地处洪水边缘,始终得以保全,与淮阴城相比如同“铁打”。

大运河就像人的血脉,只要血脉贯通就会有生命力的存在。明清期间,由于淮阴段运河的疏浚,漕运重新兴起,“南船北马”的局面再度形成,清江浦的石码头因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淮阴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繁华、稳定期。饶是如此,淮阴“纸糊”的特征仍然存在。地处汴河入淮口的泗州城始建于北周,宋代在老城旁建新城。明代在两城之间架设“悬桥”相连。清康熙十九年(1680),由于黄河入淮和洪泽湖水位的不断上升,泗州城逐年被淹没,也逐渐被泥沙淤积,康熙三十五年左右,泗州城全城彻底、完好地没入湖中,成为“中国的庞贝城”。与之一起沉入洪泽湖底的,还有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可言喻,诚如南宋诗人真德秀所言:“淮山哪管人间事,依旧青青出画图。”(《第一山》)

清朝末年,由于海运的兴起、陇海铁路的建成以及运河淤塞,淮阴逐渐失去了南北交通的地位,再加上频繁的水灾和战乱,昔日的繁华渐渐消退。1914年至1921年,江苏淮扬道治淮阴。1945年改称清江市。1948年与淮安市合并为两淮市。1949年恢复为淮阴县。1951年划城区为清江市。1958年清江市与淮阴县合称淮阴市,1964年市县分置。1983年改清江市为淮阴市。2001年,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安市淮阴区。不到百年期间,淮阴就八度更名,真是比“纸糊”的东西还不长久。而淮安却成了如今地区首府的名称。我想这种变迁与民间“纸糊的淮阴,铁打的淮安”有一定的关联,更与淮安在现当代产生的名人效应有关,真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英雄儿女 锦绣才人

世道多变,故生才子英雄。在淮安这块物产丰饶却又充满水患、战乱的土地上,在淮安这个物资、人员、信息沟通要塞却又命运多舛的城市里,英雄儿女、锦绣才人的大量涌现应该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生活在淮河下游近海地区的淮夷人,由于所处气候温湿,地势低微,又常与禽鸟虫兽争食,很自然地成了弓矢和凿井的发明人。在大水浩淼的洪荒时代,又不断与洪水作斗争,形成了英勇无畏的传统与精神。传说大禹三上淮河的发源地桐柏山,征服了淮水、涡水的水神无支祁,把他锁起来,还在胸前挂了一个大铜铃,然后“徙之淮阴龟山之足”。 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忽,闻视不可久”(《古岳读经》),成为《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其后,夏、商、周三朝不断东进,征“虎方”、“人方”,激起了淮夷人激烈的抗争。周穆王时,徐偃王“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后汉书R26;东夷传》)。徐偃王成为淮安地区第一个名垂青史的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淮阴地区成为吴、越人争霸中原的前沿。在这样的环境下,楚汉时期一代名将韩信的出现是实至名归的了。韩信本在项羽麾下效力,因未得信用,于是离开项羽投靠了刘邦,无奈还是没有得到重用。韩信失望之极,决定离开刘邦,于是上演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彩一幕。在萧何的竭力举荐下,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后,“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刘邦语),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灭楚,为平民王朝—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煊赫战功(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晚上听韩信的故事,尤其是加上评书人的渲染和说唱后,更是迷人心窍)。南宋陈亮称他的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朝茅坤称之为“兵仙”。目前淮安还留有韩信的出生地—韩城、韩侯钓台、韩信点将台、胯下桥、韩母墓(又称青水墩)、漂母墓、漂母祠等一批文物古迹。除韩信之外,淮安人梁红玉辅助丈夫韩世忠抗击金兵,转战大江南北,其中“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事迹特别感人,“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摘自梁红玉祠上对联),被誉为巾帼英雄。

还有爱国将领关天培,在虎门抗击入侵英军,血洒炮台,“异类亦钦伟节”(林则徐语),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壮丽的一笔。新四军军部旧址—黄花塘、淮阴八十二烈士陵园、苏皖边区旧址纪念馆、新安旅行团纪念馆等革命史迹也是抗击外敌入侵、追求自由解放的英雄们留给我们的印记。

对自由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注定了运河儿女不仅是英气的,也是灵性的。象征汉帝国“铺张扬厉”的大赋的开创者—枚乘就出生在淮安,汉武帝仰慕他的才华,用“蒲车安轮”征召年迈的他进京,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枚乘的儿子枚皋也是一位有名的辞赋家。他们父子二人以辉煌的词采开启了淮安的文脉。此外,陈琳以“章表书记”名列“建安七子”之中,鲍照以诗歌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张耒以诗文位居“苏门四学士”之列,边寿民以花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里还走出了著名经学大师阎若璩,著名盲人天文历算家卫朴,著名书画鉴赏家和理论家汤卮,剧作家和戏剧大师王瑶卿、周信芳、陈白尘,摄影大师郎静山,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等一批名人。明清两朝仅山阳县就有进士200余人,河下镇还出了状元、榜眼、探花,留下“河下三鼎甲”的佳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盱眙第一山的宋元题刻,其中不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赵孟等大家的珍品。明清时期淮安城市的繁华,更是带来了人文荟萃的局面。

最值得一书的是,淮安还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于1899年3月5日出生在淮阴市荆楚区(时为山阳县),1904年他随同父母、养母及两个弟弟迁居淮阴市区(时为清江浦),1907年因生母和养母相继去世,复与两弟迁回出生地,1910年“从伯父召,赴辽东”。这样,他在淮阴前后度过了童年的12个春秋。为了纪念这一伟人,淮安设有周恩来总理故居、周恩来读书处、周恩来纪念馆,供后人参观凭吊。其中,周恩来读书处面对大运河,隔河即为清江浦楼。我们可以遥想,少年恩来常登清江浦楼,览运河风物,观楚天风云,壮志在胸!

运河文化 文化运河

少年恩来居住在运河边,运河给予他的不仅是沿岸的风物,还有蕴涵其中的文化。他自己曾经说过:“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最富有意味的是他看的许多小说本身就是淮安地区运河文化的产物。

首先,我们来看小说。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虽然故事地点总体上来说发生在山东,我们也可以发现淮安文化杂糅其中的痕迹。在淮安,“浪里白条”是对本地特产白鱼的俗称,因为这种鱼身长体白,一般活动在水的上层,游速极快,又喜翻腾跳跃。为此,用“浪里白条”来形容梁山的水上好汉张顺(绰号“浪里白条”),该是多么的贴切生动。与梁山好汉同时代的苏轼,久知白鱼的名贵,一到洪泽湖边,就急忙问道:“明日淮安市,白鱼能许肥?”(《发洪泽,途中遇大风复还》)元末天下大乱,施耐庵曾迁至淮安居住到老,有诗为证:“年荒乱世走天涯,寻得山阳好住家。”(《赠顾逖》)他为什么要寓居淮安?因为宋江等梁山好汉曾占领过淮安,有关故事“载在人口”,并陆续搬上戏曲舞台与书场,其中淮安画家龚开还曾为他们一一画像,并作了《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提供了直接的艺术形象。施耐庵寓居淮安,在田间、港口采集梁山好汉的遗迹、遗风,显然有助于《水浒传》的创作。

由《水浒传》顺便再谈一下《金瓶梅》。《金瓶梅》是移植于《水浒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回的一些情节经作者再创作而成的。在《水浒传》中,西门庆是阳谷县人,而在《金瓶梅》中,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把西门庆搬到了清河县。那么小说中的这一清河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书中所写的山东的清河,抑或现实生活中河北的清河、江苏的清河的缩影?全校本《金瓶梅词话》的校辑者梅节认为:“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今淮安)。《金瓶梅》评话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艺工人。”此外,尽管作者对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做出了种种掩饰,我们仍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捕捉到蛛丝马迹,成为小说中场景在江苏淮安的自身佐证材料。小说第二十五回,写扬州一王姓盐商被按抚使送监在狱中,托乔大户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向蔡太师讨人情释放。江苏扬州的盐商犯事跑到山东或者河北去求人,不太合情理。

而明朝时扬州和淮安同属运河沿县的重要都市,交往密切,沿运河而上只需几小时。况且,明朝时期淮安南船北马局面的再度兴起以及经济、社会的畸形繁荣也与西门庆这个“物欲横流”的典型性格的产生有着正关联。在运河上行船虽然没有大风大浪的袭击,却有更加险恶的“人际关系”。许多船在等待过闸,有的已经等了7天了,最长的已经等了一个月。实际上,只要你肯交更多的钱或者有“关系”,就可以提前放行,就可以提前卸货,就可以躲避检查。运河文化是讲究交际、讲究金钱、看重关系的,还有相当浓厚的官气和腐败的味道,以及放荡消闲、杂乱不堪的内河港口味道,与正统的仕农工商的田园气息截然不同。

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里文化杂糅的气息是最为浓厚的。《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他出生在淮安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就很聪敏,喜欢听神奇故事,爱读稗官野史,接受的不全是儒家“幼承庭训”式的教育。吴承恩博览群书,成年后“英敏博洽”,但直到46岁才成为“岁贡”。又十数年后,为母“屈就”长兴县丞,因“不谐于长官”,拂袖而归。后补荆府纪善,不就。他在家乡结庐而居,以诗文自娱:“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斋居》)他以这样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胸中升起的往往是一股郁郁不平之气(如在《二郎搜山图歌》中所言“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却无力”),而世界自然显得世俗而又可笑。由于思想的杂糅,为此在他的笔下,唐僧有传统儒生式的迂腐和执著(外表是佛门的和尚),猪八戒有着旧式农民般的懒惰和天真(外表是猪),沙和尚有着码头苦力工一样的空洞和踏实(外表是脚夫),以民间水神无支祁为原型的主人公——孙悟空具有新兴资本者游走江湖时的勇敢、机智和不羁(可惜外表是个猴子),仙界、魔界如同人间(神仙们举止更像是官吏,妖魔们举止更像黑道人物),儒、道、释、鬼怪等思想与世上的芸芸众生紧密连接在一起。可以说,他所创设的人物形象,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半兽半魔,三界合一,运河中、码头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书中得到了象形。

其次,我们看一下戏曲。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是以淮安的荆楚区为背景创作的,比如剧中窦娥有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的“无头愿”,让“山阳县”为“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埋单,而“楚州”和“山阳县”这两个地名均是淮安的老地名,可见关汉卿与淮安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到淮安的地方文艺形式,就不能不提到淮剧,因为淮剧是唯一以“淮”字命名的剧种。而提到淮剧,又不能遗忘攸文艳,攸乃大师也。其实,淮剧只在淮安南部亦即淮安城向南地域发展,在淮安北乡亦即在淮河向北的乡村,流行的却是淮海戏。淮海戏又称“柳琴戏”,百姓称“蛮琴调”, 而提到淮海戏,又不能不提杨秀英,杨乃开山人物也。 淮海戏与淮剧是两个唱腔完全不同的戏种,造成这种“书分南北版本”的界线在哪儿?在淮河!谈到淮安京剧,不得不提“通天教主”王瑶卿,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均曾向其拜过师、学过艺。麒麟童周信芳以海瑞形象、荀派传人宋长荣以“红娘”形象名动海内外。

在历史上,淮安虽然有源远流长的高雅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运河文化,却逐渐成了淮安地区文化的主流。因为从文化品种来看,除了诗、文、赋、八股等正统的“案头”之作外,淮安更多也更闻名于世的,是小说、戏曲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码头”文化。诚如李泽厚所评价的那样:“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美的历程》)淮安地区小说、戏剧的兴盛,特别是具有商业色彩和平民精神的人物形象的不断涌现,与其作为大运河的中心港口城市密切相关。

从城区现存的古建筑来看,淮安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对不同文化思想也是兼收的。慈云古刹体现了“于荣利无毫发矜重”的佛教理念,文庙中留有诵读儒家经典的声响,古清真寺在斑驳中显现着异域的风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北大学堂诞生,淮安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淮扬菜 开国菜

运河是开出来的,而美食是吃出来的。淮安是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的故乡。

淮扬菜的特点是以清淡见长,味和南北。烹调标准是“油而不腻,酥而不烂”。淮扬菜炒菜靠油多而诱人,但并不腻人。靠酥软而可口,但并不烂糊。如果以美人为喻,淮扬菜就像是贵夫人—雍容华贵,“软兜长鱼”、“爆炒虾仁”、“平桥豆腐”,无论色、香、味、形,都称上品。淮扬菜在中国,地兼南北。比如在它的基础上,以偏辣为主发展为川菜,以偏甜为主成沪菜,以偏生为主成粤菜,以偏硬为主发展成鲁菜……淮扬菜虽然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名菜谱系,但选料精细、做法考究,对烧、烤、炖、焖、煮、煎、炒、溜、炸、烩、炝、熏的要求却一点儿也不低。西汉时淮安人枚乘在《七发》中劝说楚太子时,留下了最早的“天下之至美”的淮扬菜的菜单:“刍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腼,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啜,如汤沃雪。”在这份菜单上,有鲜嫩的小牛肉搭配上新鲜的竹笋和蒲菜,有脆嫩的石耳点缀着肥美的狗肉羹。在吃法上,可以用焖烂的熊掌蘸着散发着芍药香的鲜酱,可以用叉烧里脊和烩鲜鲤鱼片夹着沾满露水的紫苏和秋菘。此外,还有丰腴的卤山鸡,以及香软的炖豹胎。就餐之始,先用发散着兰花香的酒水漱口开胃;就餐之时,伴以“抟之不解,一啜而散”的香米饭。但你一定要切记,享受美味时应少吃点饭,多喝些酒,只有这样,才会有热水浇在积雪上一样爽快、愉悦的舒服感觉。

好菜首先需要好的原料。淮安的母亲河—淮河从桐柏山奔流而下,旁会众多支派,滔滔千里,浩然而东,与大海相交时,泥沙淤积,形成了大片平原和众多湖泊。由于淮安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不湿不燥,四季分明,更使得水草丰茂,灌木丛生,大树参天。在平原上,春天有嫩叶繁花可餐,夏日梅杏桃李果腹,秋月摘枣梨、挖菱藕、采苡米鸡头,初冬拾毛栗白果、捡桐子松仁;在密集的水网和纵横交错的江海河湖里,蟹虾蚌珠、鱼鳖鼋鼍,出产丰富(《禹贡》一书中特别提到了“淮夷蚌珠及鱼”)。此外,还有家畜家禽,飞禽走兽。苏轼曾经赠诗给门下的淮安学士张耒,赞叹其家乡物产的丰饶。诗中写道:“眼明初见淮南树,十客相逢九吴语。旅程已付夜帆风,客睡不妨背船雨。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殷勤买酒谢船师,千里劳君勤转橹。”(《再过泗上》)“黄柑紫蟹,红稻白鱼”,他在赞美之中充满了向往。

好菜同时离不开民间的创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李白,在淮安途中曾经叩开道旁农家的一扇柴门。接纳他的老妈妈捉了一只大黄鸡,用家酿的村醪为调料,精心烹制成美味,来招待这位素昧平生的过路人。她的善良诚挚、热情好客赢得了大诗人由衷的敬意:“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宗成》)善心与诗心相辉映,留下了一段人间佳话,也留下了一道淮菜名品—“酒焖黄鸡”。清朝时宴乐楼继承了民间做长鱼的若干独特技法,一气推出了八大碗、八小碗、十六碟、四点心,共三十六道菜点的全席。按其走菜程序,均分四次进宴:第一批:龙凤呈祥、米粉鱼、一声雷、铃铛鱼、炝虎尾、白炒长鱼片、炸脆长鱼、月宫长鱼、长鱼酥合。第二批:叉烧长鱼方、烩长鱼圆、烩状元、锅贴鱼、炝胡椒鱼、软兜长鱼、子盖长鱼、长鱼丁、长鱼烧卖。第三批:乌龙抱蛋、高丽长鱼、银丝长鱼、长鱼羹、炝斑肠、蝴蝶片、长鱼千、长鱼圆、长鱼三翻饼。第四批:杂素鱼、大烧马鞍桥、龙凤汆、桂花长鱼、熘长鱼、二龙抢珠、炒长鱼丝、长鱼吐丝、银丝炒面。“长鱼席”与闻名全国的南河总督署的“燕菜烧烤席”公开叫板,被称为“怪巧瑰奇,冠绝一时”。(金安清《水窗春呓》)

好菜还要有好的吃客。由于大运河与淮河落差大,船行过淮,不仅要盘坝过闸,还常常因待潮待风滞留淮上,“水浅舟且迟,淮潮在何处?”(刘长卿《楚州次白田阻浅问张南史》)明初,为了防止黄水向淮河、运河倒灌,特建造了清江、惠济等四闸,极慎启闭,众多公私船只到淮皆须盘坝,换船北上。顺治年间史学家谈迁两次过淮,就盘桓月余。为此,淮安城里经常车水马龙,酒楼歌馆日夜不休。每值会试之年,江南、岭南赶考举子莫不汇聚于此。行役之人,黄昏羁愁,最难消受,其中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对酒当歌,尽情品尝美味。俗话说:“穷家富路。”为此,一条条通衢长街上,酒楼食店比户挨肩,无不以淮安特色菜肴招徕顾客。当然在这些吃客中,更不乏大的盐商、茶商等巨贾以及漕运总督、河督的钦差大员们。他们因为有了巨额财富和通天权力的支撑,吃得更精致、更豪奢。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录下“河工之宴”:“食品之繁,虽历三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

好菜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交流。淮安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出海口,唐宋时,大食、波斯的胡商由海上来华也多经淮安去长安、汴京。一些穆斯林在淮定居下来,以马、杨、沙、丁四姓居多。马头即马姓最早的聚居区,其后代多以经营饮食业为生,来自异域的清真风格使淮地牛羊肉烹调技术大大改观。著名的马头汤羊肉由特殊配料和烹技做成,半汤半肉浑然一体,肉嫩软绵酥,入口即化。汤若稀若稠,回味持久。在吃法上“先上汤,后上菜。先用勺,后动筷”,也别具一格。晚清时“全羊席”最终在淮安集大成。从事海运业的新罗人喜欢聚居在山阳、涟水的新罗坊,淮菜中“高丽羊肉”、“高丽长鱼”等很可能借鉴了他们的烹艺。(参见高岱明《淮安饮食文化》)

好菜也需要美酒为侣。在酒中,淮安有著名的“三沟一河”(高沟、汤沟、双沟、洋河)。上个世纪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淮河下游的下草湾,发现了1500万~12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定名为“双沟醉猿”(淮安人爱饮酒的源头)。高沟酿酒始于西汉,唐时已很出名。韦应物过此,闻酒香,开怀畅饮,欣题“三日开瓮香满城,甘露微浊醍醐清”。汤沟酒最早产于北宋年间,明末即享盛名,《长生殿》的作者洪升曾赞道:“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而洋河酒在唐代已负盛名,康熙南巡,曾两次亲临其地品尝美酒。乾隆第二次南巡时也上岸觅琼浆,饮后留下了“洋河大曲酒味香醇,真佳酒也”十二字御笔。由于淮水清澈、谷物甘淳,淮酒最大的特色就是酒香浓郁、醇洌甘美,开坛窖香四溢,一啜馨香沁齿,回味余香满颊。

由于淮菜盛名在外,整个淮安厨师从业人数之众、整体水平之高、技术竞争之激烈,引起朝野上下的瞩目,形成了三股风:一是“要厨子”。慈禧太后向河漕总督要了一批批淮厨入御膳房,京里王公贝勒、显官势要,各地督抚大员、豪门富家也都伸手向这里要。二是“带厨子”。在淮仕宦离任时,多喜带厨子一起走,如河漕总督张之万、李瀚章、张人骏、陈夔龙以及江北提督段祺瑞等皆如此;三是“送厨子”。淮安人凡赴外地为官,或办学经商创业者,依乡俗,亲友多以熟悉的厨子相荐,美其名曰“送”。清直隶总督杨士骧与杨士琦不仅向李鸿章、庆亲王奕、袁世凯等力荐淮厨,还给众多同僚好友“送”过家厨。还有的厨师在使馆或领事馆供职,将淮菜带到国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菜的风采。

1949年,中央最高层领导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国宴上所用菜肴,以南北人士都能接受的淮扬菜为主。张文显等一批淮厨被借调至北京,参与筹备盛典。淮菜代表作—“软兜长鱼”率先登台,被人们誉为“共和国第一菜”。这道菜后来还被评为“江苏十大名菜”之首。

万万顺 步步高

在我国,吃总是和过节联系在一起,过节肯定离不开美食。淮安作为大运河上的“繁华之都”和黄、淮洪水的“故乡”,更是特别讲究花色花样和蕴涵其中的吉祥寓意。

正月初一,早餐要吃饺子和汤圆。饺子弯弯像船,象征“万万顺”;汤圆圆圆,象征“金元宝”,讨的就是这个吉利。人们在堂屋里桌子上摆下盛满瓜子、花生、蜜饯、糖果、大糕的盒子,款待来拜年的亲朋。中午吃饭,只上冷盘,再将除夕备好的大菜上锅热一热,不做新菜,也不新煮饭,更不熬粥,主食乃烫饭就包子、馒头。春节期间,地不能扫,怕扫了财气。不能动刀剪一类“凶器”,要的是一种绝对的祥和。初五是小年,要早起点香烛,放鞭炮,祭拜财神爷。茶杯酒盏皆要五套,因为财神有五路。菜肴必备“炒黄豆芽”,此日专门叫做“如意菜”,因为豆芽形状既像如意,又像金钩。民谚云:“设下万把金钩,搭住五路财神。”当然少不了“跳财神”这个活动,“财神爷”穿着红衣红裤,戴着红帽红花,在大人小孩的簇拥下,挨家挨户“讨吉利”。正月十五元宵节,早餐吃汤圆,晚间逛灯市猜灯谜。“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灯如海,人如潮,烟花烛天。到了立春日,必吃萝卜,俗称“打春”。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带活猴。”二月二是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的好日子,也是做媳妇的一年中难得的几天俗定假期之一。父母心疼女儿在婆家受委屈,再加上同姓的一家人重新聚全,因此菜是尽可能的丰盛。二月十二,百花生日,也是沿河插柳的日子。

三月三,曲水流觞。城外游人如织,多踏青寻芳,会饮郊外。年轻的读书人,还有帽檐儿两边双插杏花的习俗。清R26;刘蔚《上巳大风独游清江北岸》云:“无聊河岸漫徘徊,觅取黄垆酒一杯。为客不知逢上巳,见人双插杏花来。”寒食禁烟,清明祭扫。立夏每个小孩一只煮鸡蛋,据说吃了不苦夏。

五月初五过端午。家家门悬菖蒲和艾草,称大将军以纪念韩信,企望他在“恶五月”中能为乡亲辟邪。小孩子们洗过菖蒲艾草澡后,各个“武装到牙齿”:胸前挂着的是护心镜(以丝络网套个咸鸭蛋),腰上系着的是银瓜锤(独瓣蒜上结彩丝为络,又称蒜络),脚下蹬的是老虎鞋,头上戴的是艾虎绒(蚕茧彩丝做的老虎),臂上缠的是百年索(五彩丝线系腕,七夕时剪下放屋顶上,让喜鹊衔去搭鹊桥)。在这些“武装”里面,老虎的形象最突出,也与历史上的“虎方”称呼相一致。新娘子缚绢中穿荞麦为首饰,称“荞麦娘”。这个荞麦要悄悄藏起,以备秋后求子之用。“端阳节包大粽,娘家送了舅家送。”早饭吃粽子,粽子有斧头粽、羊角粽、小脚粽等形状,甜的、咸的随意。午饭吃咸鸭蛋,饮雄黄酒。午后,万人空巷,不是看龙舟竞渡,而是看在箫鼓的伴奏下,龙舟上表演的各种惊险动作。他们一边观看,一边“争输下聘钱”。

六月六,吃炒面。六月二十四,俗称荷花生辰。立秋日必吃西瓜,称“咬秋”。

七月七,女儿节,“七夕之夜月如弦,乞巧瓜果列庭前”。七月半,中元节,祭祖先。

八月十五,团圆节。“桃、伏、秋”三汛过后,处在“洪水走廊”里一家人还能够聚在一起,看花赏月已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从今以后,一年中的艰难日子已经殆尽,平安时光已经来临。为此,淮地中秋的重视程度仅次于春节。饮酒赏月之外,一些文人雅士还喜欢乘月游湖。女孩子们(淮地有男不拜月、女不送灶的民俗,男孩子拜月会被别人耻笑的)把瓜果时蔬、月饼蜜饯等供在中庭,拜月许愿。

九月初九,重阳节,文人节。文人们持螯赏菊,登高赋诗。边寿民曾咏道:“苇间好,重九雨霏霏。古寺客穿红叶出,小舟人载菊花归。酒熟蟹螯肥。”重阳日还吃“菊花锅”、旗儿糕,因此吟作又统称题糕诗(词)。

十月十五下元节,淮人登禹王台祭禹(禹因治淮有功,被尊为水官大帝),赶禹王宫庙会,人山人海,有各种各样小零食卖。

冬至称大冬,前一日叫小冬,上坟;次日祭祖。在三鬼节中,大冬拿供,祭肴最丰,且要过正午,有“早清明,晚大冬,七月半等不到中”之说。

腊月初八煮“腊八粥”,分赠亲戚邻友。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按“官三民四龟家五”,分别送灶。淮安还有小儿主祭灶神的习俗,沈德潜《泊舟板闸》云:“河儿祀灶,村店妇司庖。”(原注:淮上小儿祀灶以其无过)送灶后,扫积尘,办年货,做馅心,蒸点心,大烧大煮,大煎大炸,备年夜团圆饭。除夕午饭后,春联雪中映,红光满户庭。小傍晚先祭祖先,后吃团圆饭,菜肴无论多寡,至少要有鱼(寓意“年年有余”)、有肉圆(寓意“团圆富足”)、有酒(寓意“长长久久”)。饭也煮得特别多,非要“酒足饭饱”。入夜,围火盆守岁,“三更分二年”时,家家放鞭炮、吃年糕,迎接新年的到来。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小孩子们,熬着熬着就困得不行睡着了,被大人抱上了床;第二天睡醒眼一睁,发现枕边放着难得一见的蜜枣、大糕。他们在大吃大嚼“甜甜蜜蜜、步步登高”的时候,还从枕头下摸出红纸包、压岁钱,脸上真是惊奇得不得了,而这也正是大人们最乐意看到的。

世上没有人会拒绝好年头,拒绝富足和快乐,处在洪水包围圈中的淮安人,自然会更加珍惜,有时还把南来北往的客人的节日当做自己的节日过。

淮水安澜 花满清江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扉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泗州东城晚望》)宋朝词人秦观对淮安的生动描写,让我们感受到家居山、水之间的美好。

淮安是水的故乡,从它目前管辖的清河、清浦、荆楚(原为县级市淮安)、王营(原为淮阴县)、涟水、洪泽、金湖、盱眙等八区(县)的名称中可以看出(大都与“水”密切相关)。相传大禹曾在淮安境内治水,意欲“使淮水永安”,淮安市名即寓“淮水安澜”之意。无奈后来黄河数度夺淮入海,使淮安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水患更加频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淮安常遭洪水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市面还能繁荣?人民还能安居?有几个大富在淮安经营了三代以上,留下华丽的苑囿?一次次的洪水过后,所有的存在都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进行全面治理的大河就是淮河。1950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周恩来主持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先后兴建了苏北灌溉总渠、三河闸,整修加固了洪泽湖大堤,开辟了分淮入沂和淮河入江水道。这样,淮河水流入洪泽湖,经过洪泽湖的调蓄后,从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及二河闸入江入海。千里长淮终于结束了八百多年来流水无出路的历史,终于可以顺畅地入江、入海而不再四处泛滥了。其中,三河闸的建成还使洪泽湖这个空中“悬湖”,(湖底高出淮、扬里下河地区4~8米,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平原水库。经过有计划的系统治理,江淮地区由“洪水走廊”重新回归为“鱼米之乡”。更值得一书的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完成绝大部分不是凭借机械,而是凭借广大河工的一副铁肩一双手,一担担、一车车完成的。其中,我的父亲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冬天兴建三河闸时,白天赤足挖土、抬泥,饿了吃块冷饼。晚上住在草棚子里,为了保暖竟然舍不得刮下腿上的干泥巴。诚如李白所言:“一餐感素诚。……有德必报之。”1958年在开挖淮沭新河的时候,据说在最初的蓝图上,曾经无私帮助过韩信的漂母之墓正处在即将开挖的河道的中心。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找有关同志商量,要求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将河道偏移,保护漂母墓这一处古迹不受破坏,来珍重人民大众的这一最朴素的感情。

从1950年起,在国家的整体规划下,交通部和江苏省政府先后投资10亿元,扩建了京杭运河上的谏壁、解台两座二线船闸和淮阴、淮安、宿迁三座三线船闸,消除了京杭运河江苏段的瓶颈制约,实现了京杭运河苏南、苏北全线畅通,为江苏及华东地区提供了一条南北水上快速交通大动脉。苏北运河常年可行驶2000吨级的船舶,目前有苏、鲁、沪、浙、湘、豫等十多个省市的船舶航行其中,年货运量可达3亿多吨。其中,大运河淮安段北起骆马湖民便河船闸,南迄北运西闸,全长169公里,横跨淮、沂、泗诸水系,贯通骆马湖、洪泽湖、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五大湖泊,成为淮安灌溉、防洪、防涝、航运结合的主要河流。在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大运河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淮安市目前正围绕“水”、“绿”和“文化”做文章。淮安市区规划采取棋盘式主次干道网络架与水系的结合,形成路环河绕,城随水展,城绿相间,融水、绿、老城、新区于一体,以天然河道和专用绿带走廊分割城市空间的结构布局。其中,在清浦和荆楚区之间的结合部,亦即大运河、里运河之间规划大片绿地,建设古运河风光带,挖掘淮安所蕴涵的深厚的运河文化。1986年,“中国诗人录音馆”在淮安成立,录音馆以中国有影响的诗人将自己代表诗作原声录音的方式,收录了艾青、臧克家、冰心、冯至、柯岩等60多位诗人的录音作品,留下了中国诗人的心声。1988年,“中国运河诗会”在淮安召开,运河将中国诗人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唐朝储光羲在《寄孙山人》诗中,描绘出“新林二月孤舟还,水满清江花满山”的美丽画面。“山水有清音”,我们唯愿淮安如目前大运河流经过的地区—“清江”、“清河”、“清浦”、“淮安”一样,美丽清澈而又安静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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