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馆
周静芳:大运河城市的价值诉求与话语表达
2018-03-09    作者:周静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一、 申遗与大运河“复活”

  因为申遗,流淌千余年的中国大运河由清冷逐渐变得喧闹,默默承载着无数过往历史的逝波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激活,在运河沿岸城市的话语系统中,运河的形象正超越象征国魂的长城,被赋予更为深刻的养育城市、兴旺城市的伟大母性意义而倍受褒扬。2012年3月,运河沿岸35个城市组成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共同发起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联合规定》倡议书,呼吁要“用世界遗产理念保护管理大运河遗产”,要“规范大运河遗产利用行为,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条绵延不绝,永远流淌的大运河”。可以说,这是一份宣言书,它表达了运河城市发展的共同信念和理想,也体现运河城市对历史遗存、前人伟业应有的人文情怀和理性智慧。

  无庸讳言,对大运河这一伟大工程的保护和利用需要有宏大的气魄和卓越的精神,不过,大运河毕竟不是一个点状的物态景观,而是在当代依然发挥着特定功能(如交通运输、防洪灌溉等),并且纵贯南北1700多公里,遍及八省市的线性活态的人类遗产,流域范围内的自然生态、风土人情、经济水平、文化标志等等均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格局。申遗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所淡忘、远离人们视野甚至遇到严重损毁的大运河在进入国家战略意义上的申遗进程之后,运河沿岸各城市才得以重新审视这条母亲河,试图利用这一重大契机,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自然物质对大运河保护和利用作出相应的规划与设计,由此又将衍生出不同的利益期盼和价值诉求。清醒明智地梳理运河城市在申遗进程中的期盼和诉求,不仅有助于巩固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的团结和凝心聚力,促进联盟共同理想的实现,而且对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大运河价值几何?

  从宏观的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去回答该问题,答案是两个字:无价。中国大运河无论就其开凿时间,抑或流程规模均为全球之最,毫无争议地具有惟一性,其中流淌着的是两千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心血汗水乃至生命,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一样珍宝,哪一项工程可以与之相匹比?帝王开创的琼楼玉宇,奢华皇陵,市井中的珍珠玛瑙,异工奇技,在大运河的伟岸面前均显相形见拙,大运河贯通南北,城市兴旺,文化昌盛,商贸发达,是用多少金银财宝都难以估算的。

  就城市的兴起而言,可以说在大运河沿岸的诸多城镇中,没有哪个城镇是不曾受惠于运河的恩泽的,名城如北京、杭州、苏州、扬州等,小镇若南浔、嘉兴、盛泽等概莫如此。刘士林先生曾言:运河城市与运河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不久前故去的古建筑大师罗哲文先生则说:“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就可能修不起来了”,此言不虚,因为北京古城建设的大量石材、木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送而来的;苏州则是在大运河干道开通之后成为“江南运河沿线的中心城市”的,其园林的典雅、小桥的精致、街区的古朴皆与运河息息相关;而扬州更是与运河的命运紧紧相连,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唐宋明清时“扬(州)一益(成都)二”的神话。运河水带来的不只是舟楫之便,交通之畅,灌溉之利,而是创造了众多繁华市镇崛起于运河之畔、荒野之中的神奇。

  从文化昌盛的意义上看,我们可以对孕育了夏商至秦汉时期文化繁荣的黄河流域恩宠有加,但对于培育了唐宋乃至明清时期文化昌盛的大运河却不可置若罔闻。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改变了中国文化沿展的空间,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的、丰富的、混杂的、交融的格局,中原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岭南文化、甚至巴蜀文化等等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们以物态的(如桥、闸、坝、粮仓、码头、会馆等)制度的(如河道管理制度、漕粮赋税制度等)、行为的(如民俗风情、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精神的(如以小说、诗词、戏剧、书画等反映出的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等诸种形态表现出来,繁衍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大运河文化”,这一切都是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无价之宝。

  至于大运河促进经济发展、商贸繁荣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仅以山东临清为例,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临清,在运河开通前可谓孤寂寥落,默默无闻,但随明初运河开通,临清“始为要津”、“实南北之要冲,京师之门户”,其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在运河两岸形成一块面积庞大犹如玉带般的城区,其时,海内外舟航毕集于此,商贾去集而萃止居留,百货麋集而市肆鳞次,诗人有云:“清源城中多大贾,舟车捆载纷如雨。”(明·谢肇制《清源行》)。明清时期这里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因此临清也一跃而成为当时国内极具影响力的33个大城市之一。同样江南的诸多城镇也是如此。

  大运河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是“无价之河”。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等三位专家在给运河沿岸城市18位市长的信中曾说:“千百年来我们都受益于这条河,负有责任保护好它,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几个老人都愿作大运河上的一个纤夫。”这是充满历史责任与人文情怀的感人肺腑之言。其实,运河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大运河上的“纤夫”,为“大运河文化”传承贡献心力。

  三、 运河城市的价值诉求与话语表达

  “无价”的大运河在历史的流转过程并非始终沿续其应有的辉煌和荣耀,当新型的运输工具体系——汽车、火车、飞机等立体式轮番推进,以最大可能满足人们的极速欲望,同时推动都市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大运河渐渐地被冷落了,进而被损毁、被填埋、被废弃,“无价之宝”在现实的城市人眼里风光不再,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丧失殆尽。在运河申遗前的一轮又一轮,一波又一波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很难发现有几个运河城市给予运河在其城市规划中应有的席位,不少城市规划设计了诸多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诸如华而不实的主题公园、市民广场、城市地标性建筑等,惟独不见大运河的影子和踪迹;林立的高楼之间弥漫的是高度同质化和可以复制的商品、市场等浓郁的经济气息;运河城市在城市构建中几近集体“失忆”,全然忘却自己因何而来。如果不是因为郑孝燮、罗哲文、舒乙等有识之士的呐喊、呼吁,并由此而把运河推进到申报世界遗产的轨道,大运河文化恐将被波涛汹涌的城市化浪潮彻底掩没。

  诚然,大运河申遗预示着大运河多舛命运的重大转机,至少运河沿岸30多个城市已达成共识,结成了运河城市联盟,而且有些城市已付诸行动,在编制规划保护和利用大运河的种种方案,维护修复大运河沿岸的各种历史遗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巨大的线性活态的系统工程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利用不是成立一个共同体,用几件历史文物点缀其中就能够功成名就。运河城市的发展与大运河的保护利用交织着各种矛盾、困难和复杂性。这无论是申遗中还是申遗后都是一个挑战。

  运河沿线城市是大运河申遗的主体,这些城市围绕运河所构想的意愿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的它们的价值诉求和话语表达却不尽相同。运河的北线城市,如通州、沧州、邯郸、廊防等,都把运河重新疏浚贯通实现南水北调的宏伟图景作为现实的追求;天津以“运河为骨”,围绕大运河保护性开发,将漕运文化、帝苑文化融于城市建设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的有机结合;山东的济宁在“以河兴市”战略中确立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水城风貌,生态宜居”的城市发展定位,要重塑“运河之都”的风采;江苏的无锡试图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将古运河段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这一“古运河文化绝版之地”一起,呈现给世界一种集河、桥、寺、塔、街、码头、街、窑、宅、坊等众多文化符号于一体的独特的运河意象;扬州作为典型的运河城市,又是大运河申遗的龙头城市,则企盼通过申遗升华城市品位、美化家园,改善民生;浙江的杭州把运河看作是城市的生命之河,是“城市命脉”,这个已经享誉世界、拥有美丽西湖的城市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大运河申遗,他们挖掘保护历史遗存,为的是服务当代生活;寻找还原运河原貌,为的是寻找城市的精神寄托……由此可见,运河城市正在从原来对运河的“失忆”、“失语”状态中走了出来,逐渐找到自己的“历史根脉”、“文化基因”,表现出应有的文化自醒与文化自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有些运河城市在加入运河城市联盟之后仍旧在保护利用大运河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选择中备受困扰,因而出现价值诉求不清,话语表达不明,这种迟滞的反应很可能在迎接挑战时错失良机

  总之,中国大运河的价值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围绕大运河而展开有的城市规划,战略设计必定是丰富的多样的,可以预计的是,每个城市都能够在文化蓝图、历史遗存、精神品质、价值观念、经济活力与生态环境等相关方面大做文章,而且也会遵循“可持续发展、个性化彰显,整体性协调”等原则编制构想保护利用大运河的庞大计划。但是,无论是申遗还是城市规划,真实的、完整的“大运河”是运河水及枕水而居的运河人家,运河的“生命之流”才是运河永恒的载体,所以,也许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倾听他们的诉说与表达  

 

 

编辑:衡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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