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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逸宁:运河重镇嘉兴与江南诗性文化的融通
2018-03-09    | 作者:朱逸宁  

  京杭大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哺育着我们这个民族,并且不断改变着它所流经地区的面貌,位于杭嘉湖平原上的古城嘉兴就是其中之一。曲水流觞的江南嘉兴,由于运河的到来,由一座南方小城变成了河运重镇,而江南文化也随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地带。

  一、运河到嘉兴 小城变重镇

  嘉兴地区江南运河的开凿历史可追溯至秦代。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必然会重视对南方的开发。秦代在古吴国江南运河和百尺渎的基础上,进一步疏浚江南运河。秦代的江南运河,从规模和功能上看尚显粗简。对于江南特别是浙北的嘉兴而言,此时的运河还没有在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改变这一状况的时机出现在隋大业年间。公元610年(隋大业六年),隋炀帝杨广下旨开凿江南运河。这时运河的开凿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隋朝政府在历代运河的基础上,重新疏浚,加深拓宽。完工以后的江南运河蔚为壮观:自镇江直达杭州,全长800里,宽有十余丈,来往舟船络绎不绝。自此以后,这段河道才成为大运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担起沟通南北、维系漕运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江南的城市从此获得了地位上的抬升,融入了运河城市文化带之中。嘉兴也由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变成了运河南端的枢纽。

  运河来到嘉兴,为元明清各朝解决了经济命脉和中央政权相互联系的问题。从此,江南这个粮仓才真正发挥了它作为帝王手中缰绳的作用。不仅是运河泽被了嘉兴,嘉兴也改变了大运河。没有杭嘉湖平原多元文化的滋润,大运河充其量不过是一条航运通道和漕运工具而已。自从流进这块沃土并和江南运河聚首以后,京杭大运河才名副其实地激活了古老的中国南北文化,令北方政治伦理传统与南方的审美诗意气质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嘉兴的千里沃野,不仅滋润了这里的风土人物,而且逐渐使其成为江南运河航道上的著名水城。运河之于嘉兴,是一种北方文化的南渐;而嘉兴之于运河,则是江南文化由地方一隅走向更广阔领域的过程。

  通过大运河,北方的文明向江南传播,逐渐融进了南方人们的生活中。嘉兴之地原是吴越争霸的战场,也曾上演过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一幕。但是,永嘉南迁和建炎南渡使得江南文化发生了蜕变,嘉兴也变得“罕习军旅,尤慕文儒”(《至元嘉禾志》)。到了明清时期,处在航运枢纽的嘉兴,比起其它江南城市来说,更是善于开风气之先,“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宋史·地理志》)。很多文人也沿着运河来到江南,把北方礼乐文化和儒家的思想、观念传播到这片土地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嘉兴已不再是单纯的江南小城,而变成了南北文化交汇的枢纽。于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才会从这里走出像吕留良这样的铮铮义士,令那些在北方纵横驰骋的八旗铁骑寸步难行。

  嘉兴的地理位置在“人间天堂”之誉的苏州与杭州的中间,浙北杭嘉湖平原的沃土之上。杭嘉湖平原如今是江南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京杭大运河的南桥头堡。这片平原是由长江和钱塘江夹带的泥沙,经历了漫长岁月冲积而成的。由于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润,因此这块平原成了浙江省北部乃至江南地区最为富庶之地,同时它也是全国闻名的谷仓和蚕丝产区。如果说江南富甲于天下的话,那么杭嘉湖平原就是富甲于江南了。

  生活在杭嘉湖平原上的人们,依托这块土地,将种桑、育蚕、养鱼三者结合起来,以桑叶育蚕,将蚕沙喂鱼,用塘泥种桑,创造出“桑基鱼塘”的耕作方式。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运河的缔造者在规划运河路线的时候,将眼光投向了嘉兴,希望把这里变成名符其实的“天下粮仓”。但是,大运河流经嘉兴的时候,也赋予了这座城市新的气度。这条大运河不仅沟通了南与北,同时也盘活了嘉兴一带的水系,形成了嘉兴城独特的湖景。

  二、吴姬荡桨来 嘉兴留诗意

  古城嘉兴,在长三角众多大城市之中,面积不算很大、人口也不很多,地位却十分重要。公元242年,吴国为避讳改禾兴为嘉兴。自此之后,这片土地终于得到了一个琅琅上口、寓意美好的称谓。孙权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治理江南卓有成效。在他的治下,吴越江南也由原先的“饭稻羹鱼”之地变成了鱼米飘香、“郁郁乎文哉”的锦绣之乡。自六朝已降,在乐府歌诗和杏花春雨滋润下的嘉兴,已经摆脱了古拙蛮荒之气,正准备把它的胸怀向中华民族展开,这一契机就是大运河的到来。

  通过嘉兴城中的一些古老地名及其分布,我们可以了解到唐宋大运河开通以来嘉兴城市的面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运河与秀水交汇处有一处地名:芦席汇。按照中国城市地名的规则推想,千百年前这里应当是一个交易芦席的市场,嘉兴城内还有很多类似的地名环水而列:狮子汇、洗帚汇、缸甏汇、风箱汇……有点像今天的超级市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运河两岸的商贸活动是多么频繁,几乎每一个集市里都是人头攒动,百姓们在专注地挑选着自己需要的商品。不时地还有船只在吆喝着靠岸,又有最新的货物被卸下。当时嘉兴的主要生活和商业区集中于河道两侧,嘉兴城由此逐渐形成了一河一街的城市格局。嘉兴的河道上有道奇特的一景:书在船上买。这种书船出自湖州,船上有书架、书桌、木椅,俨然就是书房一般。若有顾客登船,店家必然从袖中取出书籍目录,恭恭敬敬地递上,客人看过目录,然后便可选书,十分方便。这个交易过程堪称温文尔雅,充分显示了嘉兴商业活动中的文化气息。嘉兴一带不仅有书船,还有船只贩卖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伴随着书卷和纸笔的交易,孔孟之道、礼乐文化自然也就伴随着轻摇的船桨走进了江南人家。

  在嘉兴历史上留下诗篇的作家很多,情况十分复杂,不仅有北来诗人,也有本土诗人。嘉兴籍诗人人数众多,以清代的“秀水诗派”最为著名。徐世昌在《晚晴箱诗汇诗话》里这样评价:“豫堂(即祝维浩)与钱茸石、王受铭、朱偶圃、陈乳巢号‘南郭五子’,诗宗西江,而去其生涩,宏肆类竹培,雅洁俪秋锦,至其凌轹波涛穿穴险固,独往独来,自成馨逸,有拔哉靡垒于两家之外者。”这个诗派在嘉兴崛起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城市的文化地位有了质的提升,嘉兴这个原来以农耕为主的小镇变成了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到了现代更是如此,从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国维、徐志摩、丰子恺、金庸……有人赞叹:在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有一半是浙江籍,这其中又有一半是嘉兴籍。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浸染之下,嘉兴城市的文化气度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其诗性精神获得进一步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粗简刚性或是柔媚婉约如今都不足以涵盖嘉兴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唐宋以后的嘉兴,其特征是以江南的诗性为内核,以北方的伦理为外衣,形成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城市。这一点从嘉兴诗人的特点可见一斑。

  三、运河至嘉兴 文化通南北

  隋唐以来,江南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财富之地,但商业文化始终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以齐鲁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政治伦理文化并没有能和江南诗性文化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直到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盛世时期大运河两岸贸易的繁忙,江南文人带着诗意审美的生活态度逐渐融入到北方,中国文化中的两种精神气质终于获得了有效的沟通。尽管政治伦理的力量依旧强大,它通过运河继续向南辐射,江南的诗性文化却在同时沿着运河航道悄然北上,二者最终汇成一股精神洪流。因此我们可以说,运河已成为一座文化桥梁,而它的南线枢纽就是嘉兴。正如刘士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大运河的文化线路则在两者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与交流作用,并使两种在原则上针锋相对的伦理与审美文化,在现实中获得了接触、理解与融合的可能。”(《大运河与江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嘉兴使京杭大运河成为了一条“文化之河”,也使得自身变成了一座“运河之城”。

  作者简介:朱逸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编辑:衡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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