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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掘邗沟及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2018-03-20  | 来源:中国运河网  | 作者:吴恩培  

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夫差十年)吴国在北进争霸的伐齐战争准备中,开挖邗沟。这就是《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的:“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开掘邗沟是吴国为伐齐所作的战争准备。而吴国伐齐,其背后更有着春秋晚期吴国国家战略演变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老牌霸主晋国与长江流域“蛮夷”地区的新兴霸主楚国,相继组织起各为盟主的军事集团。这两大集团,不断发生冲突,构成了春秋时期列国关系的主导矛盾,正如童书业所指出的:“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

在晋、楚争霸的大环境下,十九世吴王寿梦执政前的吴国只是楚国的属国。《左传宣公八年》载,公元前601年(鲁宣公八年)“夏,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油,盟吴、越而还”。这一记载中,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同时在《左传》中出现。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释此句说:“《传》(《左传》)言楚强,吴、越服从。”清楚地指出了吴、越两国在《左传》出现时,都是听命于楚的属国身份。

在晋、楚争霸处于战略对峙时,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个人情感原因,带着因绯闻而致丧子、灭国的郑穆公之女——夏姬——辗转到了晋国,“晋人使为邢大夫”(《左传成公二年》)。这使楚国最有实权的两位大臣——与申公巫臣有宿怨的令尹子重及亦贪恋夏姬美色的司马子反极为仇恨和忌妒,他们杀死了申公巫臣在楚国的族人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面对族人在楚国的遭遇,申公巫臣愤怒至极。他从晋国写信给子重、子反,对他们进行谴责并发誓报仇。接着,他向晋侯提出“请使于吴”(《左传成公七年》)。时任晋国国君的晋景公和晋国正卿栾书意识到,申公巫臣的个人复仇意愿正与晋国欲破坏吴、楚联盟,进而拉拢、扶植吴国的联吴制楚的战略谋划暗相契合了。于是《左传成公七年》记载:“晋侯许之。”《左传成公八年》记载:“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由此可见,申公巫臣个人复仇的主动行为,已上升为晋国“联吴制楚”的国家战略。对晋国推行的战略,“吴子寿梦说之”(《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寿梦二年),申公巫臣带着三十辆兵车来到吴国,既为吴国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军事装备和军事战术思想,更“教之叛楚”(《左传成公八年》),唆使吴国摆脱楚国的羁绊。随即,吴、楚间的联盟关系瓦解。同年的《春秋经成公七年》明确记载“吴入州来”,吴国开始了与楚国的战争。

在“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的同年(即吴寿梦二年,前584),吴王寿梦所做的另一件事为:“吴伐郯。”(《春秋经成公七年》)即吴国北上,进行了讨伐鲁国属国——郯国——的战争。战争的结果迫使郯国向吴国求和并顺服吴国。对吴国在此战中表现出的综合国力,鲁国朝野莫不震惊。鲁国正卿季文子反应强烈并大声疾呼:“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吾亡无日矣!”(《左传成公七年》)此乃是吴入春秋后,中原国家第一次称其为“蛮夷”且是作为“中国”(中原国家)的对立面。关于“吴伐郯”的原因,或系晋、楚争霸政治格局下代理人战争的延续;也可能是吴国为打通与中原国家的联系通道。对此,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指出:“伐郯之役,盖欲启通晋之道,与‘上国’之盟会,非欲侵犯中原也。”按此,则“吴伐郯”乃是吴国欲与中原国家加强联系的自身需求——“欲启通晋之道”。显然,寿梦执政下的吴国,对联结中原地区的“通晋之道”极为在意。吴国内部或已孕育着欲与中原国家加强联系的内在动因。故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时吴王寿梦即作出积极反应,或也说明了吴国的这一战略需求。然而,吴国北进不仅引发晋国的重要盟国——鲁国——的惊恐,同时也引发晋国作出反应。就在“吴伐郯”次年(即吴寿梦三年,前583),晋国纠集齐国、鲁国、邾国等共『司攻打郯国。其原凶即是郯国“以其事吴故”(《左传成公八年》)。如前文述,上年晋国刚刚遣申公巫臣来吴国并唆教吴国脱离楚国集团,次年就发动针对吴国的战争。这表明极具战略眼光的晋国,在诱导、鼓励吴国与楚争夺的同时,也为吴国划设了一条军事红线——不得北进威胁、侵犯晋国集团的势力范围。其后的历史证明:晋国这一战略目的,基本获得成功。从寿梦到阖闾,吴国多位吴王执政时,一直西进与楚国杀伐,但对北方晋国集团的诸国,却未有侵犯。只是到夫差执政而吴国有实力与晋国争夺霸主地位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因应晋国的“联吴制楚”战略,吴王寿梦制定了“联晋抗楚”的国家战略。

十九世吴王寿梦后,相继接位的二十世吴王诸樊、二十一世吴王馀祭均忠实执行吴王寿梦制定的“联晋抗楚”的国家战略,相继西进伐楚和南进伐越,并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公元前548年(吴诸樊十三年)吴王诸樊伐楚并战死,《春秋经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为:“吴子遏(即诸樊)伐楚,门于巢,卒。”其后,接位的其弟吴王馀祭,于公元前544年(吴馀祭四年)在吴国攻打楚国盟国——越国——的战争中取胜,当吴王馀祭去察看由俘获的越国战俘看守的船只时,被越国俘虏用刀砍死。《春秋经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为:“阍弑吴子馀祭。”

在吴王馀祭执政次年的公元前546年(吴馀祭二年),晋、楚两大集团再次举行列国“弭兵”盟会(史称“蒙门之盟”或“向戌弭兵”),达成除齐国、秦国以外的原属两大集团的小国奉晋、楚为共同霸主,司时承担对晋、楚两国朝见、纳贡的政治、经济义务的盟约。这一时期,吴国在晋国集团中已被边缘化,故尽管吴国与之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但却被该盟会排除在外。因此,第二次“弭兵”盟会对并未获邀与会的吴国来说,其政治地位成为了既不朝晋、又不朝楚的被边缘化的特殊国家。因此,第二次“弭兵”盟会是春秋晋、楚争霸历史的一个拐点。自此以后,晋、楚无有大战,标志着晋、楚争霸的基本结束。同时,它也是吴、楚东南争夺的历史拐点。它以盟约形式使得楚国北进受阻及迫使楚国军事进击方向转向东扩,不可避免地加剧与吴国的争夺。同时,它也使这一时期吴国“联晋抗楚”的国家战略失去支点。

在其后吴王馀昧、吴王僚分别与楚灵王、楚平王的争夺对抗中,吴王馀昧分别取得吴、楚棘栎麻之战(吴馀昧六年,前538)、鹊岸之战(吴馀昧七年,前537)、房钟之战(吴馀昧八年,前536)及豫章之战(吴馀昧十五年,前529)的连续胜利,从而引发楚灵王自杀、楚平王上台的政治后果。而楚国政局的剧变及其对吴战争的再次失败,立即改变了列国力量的对比。第二次列国“弭兵”盟会后确立的晋、楚共霸局面,随着此消彼长,晋国也意欲显示出权威和力量来。公元前529年(吴馀昧十五年),晋国借落成虒祁宫欲显示权威和力量,并重建晋国集团。但当晋国欲举行平丘盟会,且晋侯晋昭公到离吴国并不远的良地会见吴王时,“水道不可,吴子辞”(《左传昭公十三年》)吴王馀昧以水路不通为托辞而婉拒。吴国拒绝参与晋国重建集团联盟的邀请,无疑是对吴王寿梦制定、且为其后吴王诸樊、馀祭所承继的“联晋抗楚”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而在馀昧后的吴王僚时期,吴国又分别取得吴、楚长岸之战(吴王僚二年,前525)、鸡父之战(吴王僚八年,前519)及吴“灭巢及钟离”之战(吴王僚九年,前518。《史记》记为“争桑”之战)的连续胜利并创造了任内对楚战争无一败绩的战绩。吴国“联晋抗楚”国家战略在吴王馀昧、吴王僚时进入调整时期,其意义在于:

它为吴王阖闾时期的吴国国家战略变为“兴霸成王”积蓄了力量,并留下了转型的空间。

公元前516年(吴王僚十一年),楚平王去世。次年(吴王僚十二年,前515)吴王僚“因楚丧而伐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为吴公子光策划及伍子胥一线指挥的“专诸刺王僚”提供了空间。随着吴公子光成为二十四世吴王阖闾,他在与伍子胥“与谋国政”的谈话中,提出了“寡人欲强国霸王”的国家战略。其时,伍子胥据之表述为“兴霸成王”。吴国国家战略转型为“兴霸成王”后,内政方面,吴国在吴都造筑城墙,选贤任能,振军经武;外交方面,相继与唐、蔡结盟,并与宋、蔡、胡国建立政治联姻;军事方面,一方面加强军备而开掘从太湖通往长江的胥溪,另一方面于公元前512年(吴阖闾三年),听从伍子胥“疲楚”之策,在淮河流域地区的潜邑(今安徽潜山)、六邑(今安徽六安)地区实施并取胜,《吴越春秋》将此战称为吴、楚“潜、六之役”。在实施上述“兴霸成王”的强国措施后,公元前506年(吴阖闾九年)吴军从太湖经胥溪进入长江,长途奔袭楚国,在被后世学者称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的柏举之战中击败楚军后攻入楚国国都——郢都。其后,吴军在秦、楚联军攻击下,于公元前505年(吴阖闾十年)从楚国撤军返归。但在次年(吴阖闾十一年,前504),吴国又发动伐楚“取番”之战。对此战吴军的统帅《左传定公六年》作“大子终累”,《史记吴太伯世家》作“太子夫差”。吴军取胜并在进行战术佯动后,争取了时间为吴伐楚时死于中原地区的阖闾夫人——宋景公之妹“勾敌夫人”——在番地(今固始)

举行葬礼。这一时期的吴国,事实上已开始了以外交形式的北进,但因吴伐楚时,越国牵制吴国伐楚而偷袭吴都,故返归后,吴王阖闾为此耿耿于怀了九年。公元前496年(吴阖闾十九年)吴王阖闾终于等来了越王允常去世的消息,故吴军“乃兴师伐越”(《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但在伐越的檇李之战中,阖闾负伤身死,吴国王位传于二十五世吴王夫差。

为了替阖闾复仇,公元前494年(吴夫差二年)吴王夫差在夫椒击败越军,乘势攻打越国。吴军兵临越都城下,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在“灭越”与“存越”问题上,吴王夫差与伍子胥发生歧见。而吴王夫差“孤将有大志於齐,吾将许越成”清晰地表明吴王夫差拟将吴国“兴霸成王”的国家战略作重大调整,并定位于“北进争霸”上。这一时期,原晋国集团彻底分裂并产生出以齐国为首,郑、卫、鲁、宋等国参与的反晋集团。在这一中原列国剧变中,春秋晚期齐国的政治强人齐景公不但表现极为活跃,且有着重新恢复齐桓公霸业并建立以齐国为首的反晋集团的政治意图和抱负。

公元前490年(吴夫差六年)秋天,齐景公执政五十八年后死去。去世前,齐景公让齐国世袭贵族高、国二氏拥立公子荼为太子。故齐景公死后,公子荼接位,齐景公其余的儿子分别逃往卫、鲁等国。其中,公子阳生逃奔到了鲁国。公子阳生逃鲁后,鲁国正卿季康子把妹妹季姬嫁给了他。

公元前489年(吴夫差七年),齐国另两家卿族——陈氏和鲍氏,容忍不了高氏、国氏对王室的控制,于是发动军事政变,将高、国二氏拥立的公子荼赶下台,接着迎立在鲁国的公子阳生为齐国国君,是为齐悼公。齐悼公上台,将公子荼废黜并迁往赖地,后又将其杀死。齐国内部的权力争斗削弱了齐国争霸中原的力量,从而成为吴王夫差决定北上的重要诱因。同年(吴夫差七年,前489),楚昭王在与吴国争夺陈国时,死于军事对峙的前线。随着楚国的退兵和前述的齐国内部王位争夺,吴王夫差开始实施吴国的北进争霸战略,从而实质性地冲破了吴王寿梦时晋国等中原国家为吴国划设的不得北进侵犯中原的军事红线。

公元前488年(吴夫差八年)前后,吴王夫差以“吴来徵百牢”(《左传哀公七年》)的文化挑战方式,先后窘迫宋、鲁等爵位、地位均高贵的中原国家,并在这一年夏天与鲁国国君的鄫城会晤中迫使鲁国承认将邾国划入吴国的势力范围。秋天,鲁国正卿季康子悔约而对邾国动武,从而形成了吴、鲁军事对抗的局面。上述,即《春秋经哀公七年》记载的:“夏,公会吴于鄫。秋,公伐邾。”

公元前487年(吴夫差九年)吴国伐鲁,并在鲁国国都的莱门,逼迫鲁国签订被鲁国大夫称为“弃国”的“城下之盟”(《左传哀公八年》),从而把鲁国圈入了吴国势力范围,使之成为吴国属国。同年(指吴夫差九年,前487),齐悼公派人到鲁国迎接季姬。然而,在公子阳生离开鲁国到齐国争夺王位的这段时期,季姬与“季鲂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左传哀公八年》)季康子在得知季姬与叔父季鲂侯私通后,不敢把她送给齐国派来的迎亲使团。这一有悖常理及常情的做法,终使得季姬的风化丑闻为齐悼公知晓。于是“齐侯怒。夏,五月,齐鲍牧帅师伐我,取讙及阐。”(《左传哀公八年》)其时,齐悼公显然了解上年吴、鲁已有盟约且鲁为吴之属国情况,为避免与吴国之间发生误判,同时也给鲁国施加更大压力,“齐侯使如吴请师”(《左传哀公八年》),相约吴国共同攻打鲁国。

就在齐国约吴攻鲁的当年,齐、鲁争端又发生变数。秋天时,鲁国与齐国媾和。九月,鲁国派臧宾如到齐国去出席换约仪式,齐国也派了闾丘明到鲁国出席换约仪式,同时把夫人季姬迎回齐国。齐悼公迎回季姬后,甚是宠爱她。齐国和鲁国的关系,就像齐悼公和季姬这对夫妻一样,一会闹崩,一会和好。于是到了下一年的公元前486年(吴夫差十年)时,“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左传哀公八年》)。齐悼公撤销此前要吴国出兵攻打鲁国的要求,吴王夫差感觉被耍弄了。对一个曾经西压强楚,南服越国,不久前又令鲁国签“城下之盟”的吴国来说,不能不要个说法。“吴子日:“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左传哀公八年》)吴王夫差的话中,透溢着霸气,更流露出要找齐王当面讨个说法的念头。随着以盟约形式先后将邾国、鲁国划进吴国在北方构建的势力范围,吴国再次北进需要理由和口实。而齐国先是约吴国攻打鲁国,后又予以撤销,恰为吴王提供了讨个说法的借口。当吴王夫差把这一情势顺势转化为吴国对齐战争的口实时,吴国开始了北上伐齐的战争准备。

公元前486年(吴夫差十年,鲁哀公九年),吴国在北进争霸伐齐的战争准备中,开挖邗沟。这就是《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的:“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显然,吴国开掘邗沟,是为伐齐所作的军事战备行为。然而,这一作为却是在中国第一次把两条东西流向的天然河流——长江与淮河,以邗沟这一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了起来;同时,也把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这两大经济区域联系了起来,对后世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到了隋代,隋炀帝开凿、贯通南北大运河时,其中段便是利用了这条“邗沟”。

上述《左传哀公九年》所记载的不起眼的八个字,在文化上意义更是深远,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几乎都予以记载。邗沟在一些地理类的古籍中又被称为“渠水”“韩江”“邗溟沟”“中渎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中记述为:“县有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

公元前486年(吴夫差十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并经《左传哀公九年》记载,使之成为其后“中国大运河”确凿的历史起点。邗沟及其在后世的延伸与演变,导致相继出现了“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乃至“中国大运河”等称呼。然而,从“沟”到“中国大运河”,不管称呼上如何变化,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及其年代(前486)始终成为“中国大运河”不变的历史起点——距今2500多年。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第46处世界遗产。

编辑: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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