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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南北大运河兼论运河文化的研究和保护
2018-03-26  | 来源:中国运河网  | 作者:陈桥驿  

中国在先秦就有运河开凿,隋炀帝时疏凿了沟通首都洛阳的通济渠和永济渠。通济渠循邗沟越长江,并疏凿通江南运河而达杭州。元朝建都于今北京(大都),疏凿南北大运河,沟通从北京到杭州的航运。事实上钱塘江以南在先秦已有运河,经历代疏凿,皆称浙东运河,从杭州越钱塘江经绍兴至宁波长期畅通。故南北大运河,通常称京杭运河,而终点实在宁波,故应称京甬运河。南北大运河沿线文化资源丰富,因年代久远,多已破坏散失,实应修复保护。近年来绍兴市、县已经致力于此,成就可观,值得沿运各地的重视和仿效。

 

人类社会形成于全新世。但当时人类的生产活动显然还没有水上航行的需要,也不具有水上航行的能力。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且不说狩猎业时代。游牧业是逐水草而居,种植业不论是迁徙农业或定居农业,即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陆上作业,并不涉及水上航行。

 

按江南的情况,余姚河姆渡和萧山跨湖桥等遗址,都是有现代测年数据的新石器遗址,前者发现木桨,后者出现相当完整的独木舟。说明这个地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有水上航行的存在。越王句践在春秋末期曾经说过“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卷8)的话,所以在江南水网地区,利用船舶的水上航行当时已经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北方与江南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穆天子传》虽然记及河流,但未曾提到航行。汉扬雄撰《方言》,此书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是一种轻便车辆,即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所说的:“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说明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江南水网地区在利用河流作为交通运输的条件方面,比北方确实要早得多。

 

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地域分工促进了地域之问交换的需要,南船北马的差异逐渐缩小。笔者曾为《安阳市交通志》作《序》,文中指出:

 

从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看,至迟到战国时代,我国各地的区际交通,特别是水上交通,已经逐渐发达。在这方面,《禹贡》的记载最为详尽,例如“浮于济、漯,达于河”,“浮于汶,达于济”,“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等等,一个全国性的水上交通网初见雏形。

 

《禹贡》记叙的这个早期水上交通网,当然不是在《禹贡》成书的战国后期形成的。华北与江南,虽然自然条件不同(江南是水乡泽国),但华北也有黄河及其支流,而淮河及其支流则是介于江南和华北之问的一个庞大水系。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利用河流的航运,虽然在速度上不及骡马,但在运量和运价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华北虽然不像江南那样地“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但凡是有河流可以利用之处,古人对航运的开发也都是相当关注的。无论在华北还是江南,水上运输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河床的淤浅和不同河流之间的陆上转驳,而即使在同一河流之中,往往也因瀑布、急滩、岩礁之类而存在盘驳之劳。所以为了使河流便于通航古人显然曾在不少天然河流中从事旨在使通航便利的整治措施,如疏浚河床,凿平礁石之类。此外,为了减少陆上的转运和船舶的盘驳之劳,在不同河流干支流接近之处,常常采用人工开凿里程不长的沟渠的方法来加以连接。例如沟通长江和珠江两个流域的灵渠,这是秦始皇在征岭南的军事行动中,为了粮秣运输的需要,命史禄在湘、漓二水的上源,开凿的一段长不过30多公里的人工渠道。漓水是桂江的支流,所以后世常称这条人工渠道为湘桂运河。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全部运河中,像灵渠这样完全开凿的河段是并不多的。因为古代技术条件不能和今天相比,而且由于不同河流在水位和水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不是两条河流凿通就可以通航的。以上述灵渠为例,虽然短短30多公里,但必须分成南渠和北渠两段,南渠占总水量的' -分之三,注于漓江;北渠占总水量的十分之七,注于湘江。其问还得建筑堰坝、斗门等调节水位、水量和便于船舶通过的水工建设。从短短一段灵渠中可以想见,古人在沟通湘、漓二水所付出的艰辛,当然也可以看出他们在这方面的聪明和才能。

 

在中国运河史上,有记载可查的最早运河见于《水经·济水注》的记载:“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这里记载的(徐)偃王是个传说人物,《后汉书》列于《东夷列传》:“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代国君,其在位约当公元前11世纪到10世纪,则徐偃王开凿这条运河,是目前尚可见诸记载的最早运河。这条河道在“陈、蔡之间”,陈和蔡都是周初封国,位于今河南和安徽

一带。陈居北(都城在今河南淮阳),蔡居南(都城曾数迁,初在今河南新蔡,后到今安徽凤台),不仅相距不远,而且都在淮河的各支流之上。这一带河流分歧,并且还有一个称为圃田泽的大湖。《水经注》卷22《渠》称这个地区有“大沟”,其实就是鸿沟水系。所以徐偃王在这个地区开凿运河,显然不能与后来的灵渠相比,其工程主要是对淮河支流的整治疏浚,使之便于通航真正在陆地上开凿的河段必然是很少的。

 

江南的情况与淮河流域很不相同。《水经·河水注》记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泱,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日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说明到了郦道元的时代(公元6世纪),江南地区的水环境,还是让他无法厘清,“亦未必一得其实也”。在这样一个河湖交错的地区,利用水道的交通运输当然比北方要便利得多,但也仍需要对河流进行整治和沟通,也就是说,仍有疏凿运河的必要。《越绝书》卷2所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这里涉及的许多地名虽然颇难考证,但广陵指后来的扬州,这大概是学术界所确认无疑的。说明这条“吴古故水道”就是句吴早期整治疏浚(包括若干段落的开凿)而成的从今苏州跨长江到扬州的运河。笔者在为乐祖谋点校的《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卷首所撰的《序》中,已经考证了此书是先秦的作品,则《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以通江淮”记载的这条后世称为邗沟的运河,或许比上述

“吴古故水道”要晚,也或许是对‘吴古故水道”所进行的一次加工。《越绝书》卷2还记载了另一条从句吴沟通长江的运河:“百尺渎奏江,吴以运粮。”“百尺渎”始于句吴何地,从记载中看不出来,但此渎沟通长江,其目的为了运粮这是很明确的。这些都和今苏南地区与邗沟的疏凿年代相近,也或许早于邗沟的运河。在这个河网地区,这些运河显然都是利用原有河道加以整治疏浚而成的。

 

在‘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宁绍平原,同样也早已存在古代的运河。<越绝书》卷8记载:“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条记载对于于越的古代运河很有研究价值。因为记载中有“山阴古故陆道”和“山阴故水道”两条道路,而且都是“出东郭”,经过一个名为“阳春亭”的地方。与此书同卷记载的“句践小城……陆门四,水门一”,“山阴大城……陆门三,水门三”相联系,则所谓“东郭”,显然是既有陆门,也有水门。这两条道路,即“陆道”与“水道”是平行的。“去县五十里”一语,说明这两条道路是从今绍兴城直达曹娥江的。当时,从越城沟通曹娥江,正和‘吴古故水道”的“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及“百尺渎奏江”一样,是于越沟通曹娥江到宁绍平原东部的一条运河。

 

当然,从江南来说,先秦时代记及的水上航行,除了运河以外,也不能排除利用海洋的竹、木筏或船舶漂运。笔者往年曾撰《史前漂流太平洋的越人》一文,引及蒙文通的《外越与澎湖台湾》、美籍华人徐松石的《南洋棕色民族与中国古越人的血统关系》及日本的国分直一和木下尚子合撰的《日本西南诸岛出土的史前时期贝符>等文,都记及了古代越人的海上航行。《越绝书》卷8记及:“木客大冢者,句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瑯琊位于今山东诸城、日照一带,濒临沿海,所以于越都城北迁,需要以二千八百人伐木建桴(木筏),即从今会稽山区到今山东沿海。其问除了可以利用短途的河流运输外,主要是近海航运。此外,《水经·河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今本《竹书》所记基本相同。按魏襄王七年为公元前312年,其时距越王无疆之被弑仅二十余年,今钱塘江以北已为楚国所占,盘踞在浙东的越王(《竹书》未记及此越王是谁)尚能将如此巨大的一批物资运往魏都大梁,显然是通过宁绍地区的河流然后循海道,再按《禹贡》的“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条路线的。所以在讨论先秦时期的运河时,还必须考虑到近海航运。当然,近海航运在那时要冒很大的风险,人们必然尽可能利用河流,包括当时为数不多的运河在内。

 

中国的运河开凿,到了隋唐开始有了很大发展。隋炀帝以洛阳为首都,濒洛水,通黄河。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趋向东部和江南,他开始修凿以首都洛阳为中心的运河,首先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从洛阳引洛水入河,又从板渚(今河南荥阳附近)引河入汴(即东汉时代的汴渠实际上是鸿沟水系的一部分),从今开封折向东南,与淮河沟通。又经淮河沟通先秦的邗沟而到达江南。接着,他又于大业四年(508)在黄河以北开凿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虽然这条运河的开凿征用人力很多,但从今天来看,工程量并不很大,“南通于(黄)河”的一段不过是利用了沁水下游,而“北通涿郡”(今北京以东)的一段,长达2000里,但绝大部分都利用了海河支流,特别是卫河(后来称为南运河)。隋炀帝开凿通济、永济二渠,目的很不相同,前者是为了沟通江南的富庶地区,后者则是为了对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朝廷的供应,其中特别是粮食,已经大量取给于江南,所以在重新疏浚邗沟以后,他又疏凿了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使之从京口(今镇江)一直延伸到余杭(今杭州)。但实际上,长江以南的运河整治和维护,到了唐代才特别重视。因为到了那时,全国的富庶地区已经明显地转移到江南,为了漕粮所需,江南运河是朝廷的命脉所系。此后,北宋建都于东京(今开封),对这条通向江南的水道也尽力整治维护。而且所谓江南运河,不仅是原来从京口到余杭的一段,事实上已经越过钱塘江进入宁绍平原。因为这里同样是一片富庶的水网平原,而且在先秦时代已经整治和疏凿了不少便于航行的河道,此后仍有不断整治的记载。其中工程量较大的是晋贺循主持的一次,据《嘉泰会稽志》卷10引《旧经》:“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来经县界五十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徙贺循凿此以溉田。”说明从先秦到晋,山阴、会稽两县的运河历代整治不辍。到了唐代,按《新唐书·地理志》山阴县条下所载:“(山阴县)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开。”由此可见,按正史记载,江南运河到了唐代已经越过钱塘江而进入宁绍平原。

 

以上简述了从先秦到隋唐的运河,由于这些运河的疏凿,中国平原地区的河流网连成一片。从《禹贡》记叙的战国时代的全国水上交通网的雏形,发展到流域沟通,水上交通四通八达的局面。从这一时期运河疏凿的过程和趋向中,可以明显得出两个特点。第一是运河的疏凿多是利用天然河流,因势利导,使平原上自西向东的水上交通更趋便捷。其中只有广通渠《隋书。宇文恺传》)是个例外,此渠疏凿于隋开皇四年(584),从大兴城(今西安)利用渭水与灞水,东经潼关与黄河沟通。在唐代,对首都长安的漕粮运输起过不小作用。第二是通过运河疏凿沟通几个重要的流域,首先是黄河与淮河,淮河与长江,然后通过长江与江南水系实现沟通。此外是黄河与海河的沟通。

 

从上述议论中可以看出,运河具有为政治经济中心特别是首都服务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从先秦就已存在。例如以句吴首都为中心以及以于越首都为中心的运河就是这样。隋炀帝建都洛阳,所以才有以洛阳为中心的通济渠和永济渠的疏凿。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元是首先建都于今北京(大都)的,以后从明到清,首都均建于此。所以从元代开始,中国最重要的运河,其走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隋代以来的西东走向转变为南北走向,南北大运河开始出现。这当然是因为首都所需的大量供应,要依靠富庶的江南,而运河是运输大量物资特别是漕粮最便捷的途径。

 

实际上,南北运河在隋代已经初具规模,因为南段已有先秦的邗沟,而江南运河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水网。至于北段,由于永济渠的疏凿,今河北境内,当时已可借卫河沟通北京。元代经营这条运河最困难的一段在今山东境内。由于这个地区地形复杂,虽然其问有泗水、汶水、大清河等可以利用,却因地势和水位的不同,必须建造许多闸堰,才能让运河保持通航的水位,但仍有不少盘驳之难。为此,元代也曾经利用近海航运把南粮运到大都,而且为了避开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之险,在至元年问(1280 - 1285)利用半岛上的胶河和沽河开凿所谓胶莱运河(由河道经胶州、莱州两地得名),但终因地形复杂、中问又有分水岭之阻,

以致工程半途而废,不获完成。

 

元代对南北运河的功绩,主要是在地形、水系最复杂的山东境内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济州河是黄河以南的一段,从至元十三年(1276)动工,历时七年而成,全河长150里,北引汶水、东引泗水为水源。北流而汇于大清河(今黄河)。会通河是山东运河的北段,地形和水系更为复杂。动工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南起今梁山县安山西南,北至临清,长达250里。《元史。河渠志》说:“首事于是年(按至元二|‘六年)正月己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途,以节蓄泄。”在这段短短百余公里的河道上,建闸竟达三十一处,虽然南北运河至此全线告成,仅在会通河这一段中,航行中的闸门启闭和盘驳之劳就可想而知。而且不论是会通河或济州河,由于水源不足,河床常常淤浅,特别是对于重载的漕粮船舶,航行非常困难,所以河道经常时通时塞。而终元一代,南粮北运,仍以海运为主。明清两代,虽然对这段河道作过多次整治疏浚,但效果仍然不佳,不仅通塞常见,而航运能力也相当低下。清朝中叶由于海运技术的进步,南北运河的这一梗阻段落更趋衰落,而宣统三年(1911)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南北运输在这一段中实己停顿,特别是会通河段,基本上处于湮废状态。

 

南北运河中还有一段是从天津到北京的北运河和从元大都城连接其东部通州的通惠河,也都是元代疏凿的。这段河道沟通隋永济渠(即后来的南运河),河道基本畅通,所以对于南北运河,特别是其中从今山东到北京的河段,元代的疏凿是功不可没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南北运河,除了上述北段以外,还有从杭州越钱塘江经绍兴到宁波的一段。这条运河各段都有名称,从长江以南到杭州的一段称为江南运河,而钱塘江以南从萧山经绍兴到宁波的一段,历来名称不少,现在统称浙东运河。浙东运河如上所述,其中不少段落是先秦运河,原是我国最古老的运河系统之一。但隋代疏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终点,所以后人称南北运河常以“京杭运河”为名。而事实上,中国的南北运河应该称为“京甬运河”。因为按实际情况,这条运河北起北京、南达宁波,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笔者虽然并不反对“京杭运河”这个使用已久、约定俗成的名称,但是从南北水上交通的历史和现状来说,这条著名的南北大运河应该称为“京甬运河”。

 

笔者提出“京甬运河”这个名称,主要是因为运河的最终河段是浙东运河。对于浙东运河的历史和现状,笔者在拙作《浙东运河的变迁》一文中已叙其详,并且绘有几种地图,此文不拟赘述。由于长期以来,对于浙江的河流水文情况不很熟悉的人,以为杭州以南有钱塘江,海内外船舶均可借此江在杭州停靠,因而忽视了隔江存在的浙东运河。但其实钱塘江是一条具有涌潮现象的特殊潮汐河流,其河口段泥沙堆积,随涌潮而经常移动。《史记·秦本纪》就已经记及了这里的“水波恶”现象,宋姚宽曾经指出:“海商船舶畏避沙潭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西溪丛语》卷上)这里所称的“大、江,’指的就是钱塘江,而“余姚小江”指的是姚江,即今浙东运河的东段。当时,外国使节来华,很多都取道宁波经绍兴而北上。例如《宋会要辑稿》(卷197):“政和八年五月十五日,知明州楼异言:依诏措置,打造高丽坐船一百只,今已毕工。……十月十七日,知明州楼异言:检准高丽入贡。”按政和年代,北宋都城在东京(今开封),但高丽使节往来,均以循浙东运河转江南运河一途为便捷。《宝庆四明志》(卷6)也说:“初,高丽使朝贡每道于明,供亿繁夥。”这些都足以说明,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的关系,它其实就是江南运河的延伸河段,也就是南北大运河的最终河段。所以宁波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

 

现在,中国的南北运河,除了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外,在实际航运中,长江以北,特别是山东的南四湖(指徽山、昭阳、独山、南阳四湖)以北,已经多半淤塞湮废,有的甚至不复存在。但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及钱塘江以南的浙东运河,不仅互相沟通,而且在航运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舟行栉比,樯橹相连。为此,笔者愿重申长期以来对南北大运河的看法:这是一条沟通南北的伟大运河,它北起北京,南到宁波,事实上是“京甬运河”。

 

在本文结尾以前,我们暂且把有关运河的起迄和名称等搁置不议。因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古运河,特别是南北大运河,还有一个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运河文化。如上所述,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运河的存在。如“山阴故水道”、“吴古故水道”、“邗沟”等均是其例。这些运河的疏凿,既记录了古人的惨淡经营,也凝结了古人的智慧才能。南北大运河,从北京到宁波,其问有湮废的、淤塞的、畅通的,但不管现状如何,它们都有巨量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我国古老悠久、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河流本身是一种自然的现实体,它们是河流水文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河流一经古人整治疏浚,并使它们成为相互沟通的水上交通网,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和积累了大量文化。除了整治疏凿的各种记事以及后人旅行游览中撰写的许多优美文字(诸如诗词歌赋之类)以外,在运河两岸以及沿运城镇中,还留存着许多整治疏凿过程中的实物,诸如桥梁和桥联、堰坝和涵闸、码头和堤岸、牌坊和碑碣、亭榭和路廊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查访、考证、保护并且在适当条件下加以复原的文化资源。按当今旅游业日益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也都是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笔者由于长期从事《水经注》的研究,走访过的河川渠道包括古代运河为数不少,感到非常惋惜的是,与《水经注》和其他有关河川水利的古代文献相对照,许多沿运文化已经湮废不存了。也有一些虽然现时尚有残存,由于没有引起注意而得不到妥善的保护,前途令人担忧。所以笔者认为,研究运河特别是南北大运河,查访、考证、保护沿运文化,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交通运输手段不断更新,但是运河,特别是南北大运河,它曾经在我国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何况时至今日,这条运河的南段,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舟楫往来,首尾相衔,而且不舍昼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方面,笔者十分赞赏浙东运河沿线的绍兴。早在先秦时代,这里就是越国的河网中心。“山阴故水道”是我国见诸记载的最古老运河之一。从唐代起,随着明州成为一个重要海港,国外来华的使节和商品,都从这条运河入境,绍兴成为浙东运河的重要枢纽,留下了大量的运河和其他水利文化。从20世纪后期起,在当地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的支持下,水利部门着手查访、考证和复原这里的运河水利文化。1999年,投入12亿巨款,疏浚和拓宽了作为先秦运河组成部分的环城河,全长达24公里,用工两年,到2001年完成,既恢复了从春秋于越时代的历史运河文化,并且把它作为这个城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从2002年起,又

投入7000万元,把市区北郊的古老运河进行整治,建立了集中历代运河文化遗迹的运河园。人们进入此园,除了见到已经相当洁净的运河水以外,许多沿运古迹和水利建设,令人应接不暇。现在,从绍兴市北郊向北延伸,属于绍兴县的柯桥段和钱清段,也正在加紧整治,修复或重建沿河胜迹,让浙东运河的这一段重观运河文化的光辉。

 

我国疏凿运河的历史悠久,运河文化是我国古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特别是南北大运河,它曾经是我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运河文化,保护运河文化,让伟大的南北大运河展现其沿运文化的辉煌。绍兴市、县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榜样,希望沿运地区能够相继跟上,让古老的运河文化重显光芒。

编辑: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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