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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城市群及其对中国古代世界的影响
2018-06-21  《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  作者:刘士林 耿波 李正爱等  

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

城市群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也被叫做都市群、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发表了他的纪念碑式著作《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都市群” 概念。都市群的英语为“megalopolis”,来自希腊语的“巨大城市”。城市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大概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不够,所以在中国人们常用的是城市群。按照相关的研究,衡量城市群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有相当多的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紧密;三是城市间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四是人口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西方的标准是2500万人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并在国际联系中起到交往枢纽的作用。抛开一些历史的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运河城市可以说已构成了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第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是不成任何问题的。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它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17座。而如果以中国大运河为例,城市的数量则扩展到22个。第二,运河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固不待言,而且其中也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如明清时代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首先,它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特大城市”,“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李伯重等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其次,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种十分成熟、多层级的、可以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第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更不成问题,因为大运河本身就是古代中国的一条“高速公路”,使核心城市之间的往来交通十分便捷。大运河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说:“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以后,南北贸易“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自此迄于宣和不改。”(王《燕翼诒谋录》卷五)第四,从人口规模与数量上看,不仅当时的苏州、杭州、扬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即使像临清这样如今已衰落的城市,在它的繁盛时期人口也超过了一百万的规模。第五,至于运河城市作为国家核心区域是无须论争的。如张方平《论汴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当代也有学者指出:“唐宋汴河是维系唐宋王朝繁荣的支柱。唐代中叶,转运到长安的漕粮一般每年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北宋时仅汴河就猛增至六七百万石的数字。唐宋两代通过汴河转运的漕粮到底有多少,难于用数字表达,每年航行在汴河上的船只成千上万,一般有六七千只之多。从唐代中叶起,汴河就是维持唐王朝存在的生命线……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和生命线。”(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最后,大运河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国际交往枢纽。如田余庆先生在《运河访古》一书前言中所说:“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

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专制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实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深入地了解,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经济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高度依赖,二是社会的再生产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进行。运河文明与运河城市群则与此相反,如果说商贸性是运河文明的基本特点,那么城市经济与文化则是运河城市群的本质。这两种非农业的经济要素与文化特质一旦结合起来,必然在整体上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运河涉及的地理、人口与文化空间巨大,使得这种影响得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扩展开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其次,运河城市群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构与发展。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作为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北方大都市的象征,“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作为经济中心,则多半以江南大都市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傅衣凌《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这个划分也可以用来表明中国南北城市的差异。但在运河城市群中,频繁的交往与交流使两者的区别明显弱化,甚至出现了一体化的重要征兆,突破了北方政治型城市与江南经济型城市的界限。如明代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就将山东临清与江南城市相提并论:“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刘泽贵等《独占鳌头看临清》)江南的生活方式正是沿着运河传播到北方城市的,如临清人喜欢使用竹器与马桶,至今还留下竹竿巷、箍桶巷这样的街名。当然,交流与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大运河也为江南城市向北方与中原学习提供了桥梁,如《隋书R26;地理志》谈三吴地区:“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对“运河城市群”作仔细与全面的研究,可以改变许多以往形成的“观念”与“常识”,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城市与中国文化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编辑:衡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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