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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哪!苏州人的性格藏在大运河里
2018-09-17  来源:《大运河传》    

对于江南运河来说,苏州大致处于中点的位置,南下杭州和北上镇江的距离都差不多。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杭州、苏州、扬州,这三座城市恰恰体现了文化江南的典型神貌,又恰恰在大运河边几乎等距离地排列着。但苏州的文化性格并不是杭州与扬州的中和,它比这两者都要更精致。杭州与扬州虽然也很精致,但前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皇家贵族的没落情调,后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盐商和小市民的卑俗,它们都有显摆的意味。苏州的精致则是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滋润,它潇潇洒洒,不卑不亢,以骨子里的书卷气和自在平和的真性情酿造着诗化的生活,即使是怀旧,也只是像寒山寺的钟声在微烟渔火中的几许喟叹,大致不会很激烈的。

没有苏州,江南会平庸不少,江南运河也会逊色不少。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州似乎只是一个休憩的所在,这里山温水软,有巧夺天工的园林和白如凝脂的美女,有讲究的菜肴和小吃,更有那如幽如兰的小巷,缠绵得令人销魂。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是上海的后院,达官贵人和大亨富豪们在十里洋场厮混得累了,便到苏州来歇歇脚,买一处旧家园林,置一房姨太太,在这里将息得精神了,再去上海滩闯荡--这大致是晚清和民国年间的景观。再往前,苏州则几乎是京师的后院,那些在京城有头有脸的主儿,不管是不是苏州人,赋闲之后,都喜欢把家安到苏州来。他们在这里怡颜养性,享受生活,也注视着京师的政治风云,一旦气候对自己有利,便抖一抖衣袖启程往京城去。--官船就停在河房的石阶下,橹桨一动便进了大运河,很方便的。看看苏州的那些街巷名称,该有多少是与当初的王公贵族有关的。

都说侯门如海,其实它们就静静地隐藏在这些貌似平朴的小巷深处,一点也不张扬。因为这里的豪门大户太多了,说不定从哪座不起眼的门脸里,就会走出个品级相当不低的人物来。冠盖云集,藏龙卧虎,谁都得学会收敛着点。你看,光是所谓"衙",就有"文衙弄"、"沈衙弄"、"王衙弄"、"申衙弄"、"包衙前"、"吴衙前"等等。还有什么"太师巷"、"尚书里"、"状元弄"、"相王弄"、"乔司空巷"、"王洗马巷"、"金太史巷",几乎可以据此编一本中国古代的"职官表"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街巷背后,曾经的玉堂金马、衣香人影,演绎过多少有声有色的故事,退隐与复出,淡泊与执着,优游山水与周旋官场。苏州人讲机巧,亦讲性情;有风姿,亦有壮采。他们能屈能伸,亦雅亦俗,把生命的热力挥洒成不拘一格的人生风景。

苏州人王献臣,明弘治进士,嘉靖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官场失意后回归故里,筑拙政园以自居。"拙政"二字取自潘岳的《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住着这么好的园林,一边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边却要作出一副可怜巴巴万念俱灰的样子:唉,有什么办法呢?浇浇园子,卖卖菜,养家糊口啊,这就是我这个笨人所从事的政事了。什么叫苏州人的生存智慧,这就是。当然也有不怎么"智慧"的,例如清朝初年那个叫王永康的主儿。王永康并非王献臣的后人,他之所以入住拙政园,中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王永康本是苏州的一个破落户子弟,父亲早年去世,永康遂飘泊无依,到了三十多岁还讨不上老婆。一日在家中却偶然发现了一张结亲的帖子,原来王父当年在军中供职时,与一个叫吴三桂的同僚相处得很好,吴三桂答应把女儿嫁给尚在襁褓中的王永康为妻,并且立下了红帖。这个吴三桂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西王,驻节昆明。王永康看了帖子,自是喜出望外,他决定去云南碰碰运气。在昆明,他堂而皇之地写了一封子婿的帖子到府门求见,整整等了三天,门胥才让他进去了。吴三桂见了他,沉吟了好久(他都想了些什么呢?),最后还是认了这个潦倒落魄的穷瘪三。也许在他看来,穷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自己给一份陪嫁就足够了。他给的这份陪嫁也着实丰厚,摆在明处的就有:一处公馆,三品官的顶戴,加之成亲的全套妆奁用具。这还只是云南那一头的。吴三桂同时又移檄江苏巡抚,嘱他代买良田三千亩,大的房屋一所。这所"大的房屋"就是拙政园。没多久,王永康偕新妇回苏州,穷汉乍富,挺胸凸肚,自是神气得不得了,也很过了几天好日子。后来吴三桂失败,王永康的下场自然可以想见,拙政园又换了新的主人,这些就不去说了。

我想,以吴三桂当时的权势,他是完全可以拒绝这门亲事的,之所以在"沉吟了好久"之后又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永康,想必王永康身上也有几分不俗之气吧,例如,苏州人特有的儒雅,以及那种软绵绵的固执。既然不能干什么大事,那么就让他在苏州的园林里享享清福吧。享福也有档次之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像苏州人那样消受得滋润且风雅的。吴三桂的想法或许不错,苏州园林确实称得上滋润风雅的所在,在这里,山、石、林、泉,大自然中美的几大要素一应俱全,而且全都很温驯也很艺术地圈养在自己的围墙内,任是雾失楼台,烟迷芳草;或是舞低杨柳,歌尽桃花,想怎样消受就怎样消受。但圈养的结果是:野性不见了,雄浑不见了,极目苍茫的风云之气不见了,剩下的只有精致。小家碧玉式的精致软化了生命的质感,风月情怀冲淡了江山气度,这就是苏州人。

但原先的苏州人并不是这样的。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壮士有荆轲,南方的壮士有要离。要离以不满三尺的侏儒之躯,挺身搏击有万人之力的公子庆忌,比之于荆轲刺秦,虽然稍逊"易水悲风"的排场,却更胜勇武气概和生命的亮色。因此陆放翁诗曰:"生拟人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要离者,苏州人也。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为精良的青铜兵器大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所谓"吴戈"和"吴钩"后来亦因此成为冷兵器的代名词,它是与男儿本色维系在一起的。而干将、莫邪所铸的宝剑更是闻名天下,那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干将莫邪者,苏州人也。壮士和宝剑,这就是苏州人奕奕风神的写照,也是苏州人血性命脉的古老源头。那时候,他们--就精神的强度和浓烈而言--都无愧于一流。很难想象,今日操着吴侬软语,温文尔雅的苏州人的祖先,却是凸现着勇武与力量的强悍之辈。想当初,"吴会轻悍"难治,曾令刘汉的历朝统治者忧虑重重。到了西晋的时候,大才子左思所作的《吴都赋》中,仍有"士有陷坚之锐"的描写。左思是到吴地游历过的,这块土地上浓烈的尚武风气,使他的笔下很难见出旖旎的色调。

由好勇而柔慧,由尚武而崇文,苏州人性格的流变似乎是随着大运河的通达而开始的。

大致从隋唐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便开始向江南转移。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三吴地区区域经济环境的改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南人气渐旺,造物主为人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得丰饶而美丽。这里偏于东南一隅,远离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和西北,也远离了政治、军事冲突的漩涡。地域的偏远往往使这种冲突的震荡成为强弩之末,当北方人在频繁的战乱和权力更替中颠沛流离时,江南人却一门心思忙于稻粱之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无烽火之警,无逃亡之艰,亦无饥馑之患。江南真是幸运:它独享着动乱年代的安谧,也消受着升平年代的福祉。丰韵而富足的江南--青青的山、柔柔的水、软软的吴语--不知不觉地托起了一个文化的苏州。这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诗中秀润清丽的苏州;是沈周、唐寅、文徵明画中文采风流的苏州;也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充满了世俗的喧嚣和情趣的苏州。
于是人们看到,从苏州出发沿着大运河北上的航船中,除去大米、丝绸、刺绣、织锦、茶叶和陶瓷而外,还有书画、文玩、版本、梨园子弟和络绎不绝的举子。自唐宋以后,熙来攘往的苏州举子便成了大运河上一道令人艳羡的风景。长天秋水之间,那飘然的青衫撩起了多少悲喜人生!仰望着科举顶峰上的无限风光,他们那"弱水蓬山路几重"的期盼是何等殷切,那"杏花一色春如海"的狂喜又是何等放达。当然,更多的还是落第后"秋风何处说文章"的颓唐。不过颓唐尽管颓唐,过了几年,他们还会再来的。北上赴考的士子一拨接一拨地过去了,又一拨接一拨地回来了,人们总是惊奇,他们中有那么多人说着软软的苏州话,而朝廷中那些操着同样方言的"柔性政治家"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的。苏州人干什么都比别人干得精致出色,如同当年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宝剑一样,如今他们向往的是状元及第的功名。那四年一度的金榜也似乎对苏州人格外青睐,光是一个清代,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二百六十年间全国共出状元一百十四名,而苏州一府即有二十六名,差不多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于是便发生了《瓜剩续编》中的这个故事:某日,在京的各地官僚聚在一起,互相夸耀家乡的特产,轮到最后,当苏州人慢悠悠地说起苏州特产"绝少"--只有状元时,众人初则一愣,随后皆"结舌而散"。
这个苏州人叫汪琬,他说话的神态和幽默感,以及那种表面上谦逊,骨子里的自傲,也完全是苏州式的。望着那些自惭形秽的身影悄然离去,他惬意地呷了一口清茶,毕竟是大运河从苏州流来的水呵,直往心里甜。

苏州人哪!

本文摘选自《大运河传》,夏志坚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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