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运河
文化漫谈:大运河让徽商“从边缘地区走向城市中心”
2019-11-20  来源:解放日报    

长三角地区的大运河,包括苏北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等,是迄今为止整个大运河中航道等级最高、货物运输量最大、运输效率最好的河段。大运河的优势不仅在于本体的运输状态,还在于沟通的水系最多、支线配套最好的水运主通道,与长江构成十字交叉、四通八达的黄金水道。江南的明清工商业、近代民族工业、当代乡镇企业等,都是依托由大运河的水运优势发展起来的。如今,常年仍有来自13个省市的船舶进行繁忙的运输活动,将各种货物分流到沪苏浙皖的四面八方。

隋唐以后至今,长三角始终是中国人流物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商业贸易,都取决于便捷低廉的水路支撑。清末日本人论中国商业地理,特别重视水路交通,胜部国臣编著的《中国商业地理》对水路有深刻认识:“中国商业之要津,概得利涉之方便,故水路者,实其天然交通之机关也。计其域内,无论江河运河,皆脉络相通,所以搬运货物,渡济人民,鼓楫扬帆,瞬息百里。”近代中国由于现代交通不发达,水路的运输成本很低,比较成本优势明显,帆船运输仍然占货物运输的90%以上。

水运的枢纽中心是发达的城市所在,大运河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兴盛,也吸引了大量商人。苏州洞庭商人活跃在长江沿线;晋商明清时在两淮盐业生产运输销售上形成垄断,获得巨额财富;而知书达理、具有儒雅气息的徽商最为活跃,在盐业、茶叶、山货、木材、土特产、钱庄、典当、文化商品等方面经营有道,优势明显。

徽商从边缘山区进入长三角腹地大运河沿岸,四处出击,形成了“无徽不成镇”局面,已然居于中心地位。徽州人与大运河沿线人民共同创造出灿烂的城镇文化,涌现了许多引领思想文化发展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问家,演绎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富商大贾、才子佳人传奇故事,创造了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以及无数戏剧文学、诗文歌赋、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等,与此同时,徽州民风习俗对运河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明清人有专门介绍交通线路的商事书,记载各条水陆路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就是熟悉交通线路的徽商所作。杭州、苏州和扬州是徽商聚集的主要城市。而皖南芜湖、宣城的人流,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进入长江,最先到达南京。宁国商人(宣城为宁国府)活跃在南京等地,再向运河沿线发展,规模声势远不如徽商。那么地处偏僻山区,远离大运河水路的徽州人,何以能够造成这种局面?这与大运河及其沟通的水路有密切关系。

新安江航线是明清徽商走出封闭山区,走向大运河,落脚于各个运河城市的主要交通线路。来自古徽州(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的徽商在运河沿线的分布应是由南而北,从江南运河到江北运河,杭州、苏州、上海、扬州、泰州、淮安等都有徽商活动,其中杭州、苏州和扬州最多。这条线路与吴越古道、徽杭古道等都是明清徽州人经商、任官、科考、旅游、宗教活动等进入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线路。

徽州秀才到南京参加举人考试,多经过这条线路前往,《畏斋日记》中的清康熙时期婺源人詹元相多次往返于这条线路,他从江南运河到镇江丹阳登陆,由句容陆路前往南京。从丹阳弃舟陆行,由句容至南京,实为至南京的捷径。如果仍然走运河,出镇江至长江,溯江而上,绕道不说,江阔流急,行船不易,时间也较长。故一般旅客不再选择水路,而转陆路骑驴走。从城东的通济门进入秦淮河东水关,到达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沿途很多城市都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们也曾经从徽州经宣城往南京的道路返回,但路途虽近,可山道艰难,成本高,甚至有人付生命代价。

然而,并不是徽州人都有闯荡天涯的决心和勇气。对大多数古徽州人来说,生活在崇山峻岭、群山环抱的封闭世界里,徽杭古道、吴越古道等道路崎岖,高地不平,延展数十百里,只有越过激流险滩,顺新安江绕水转山,十天半月之后才能够来到下游平原,与其吃这样的辛苦,还不如安稳生活在老家,经营几亩田地,过着艰难却又快乐的日子,并非不可。詹元相在科举失利后,便在家享受快乐生活,日记中记载小日子其乐融融。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行商坐贾几十年离乡背井,远离父母妻小的游子生活,更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只有少数不甘困顿、不畏艰苦的创业者才能勇于进取,不懈奋斗。而只有走出封闭隔绝的连绵群山,来到大运河这个大舞台,徽州人才大有作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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